本文以希利斯·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观为研究对象。述行理论是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由塞尔、德里达和米勒等人不断发展和完善。述行理论强调语言行事的普遍力量,根源于语言学领域,后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领域,并向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延伸。米勒在述行理论,尤其是文学述行理论的建构和延伸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通过对奥斯汀、德·曼和德里达等人述行观的述评,将述行的力量从词语本身拓展到作者的写作行为和读者的阅读行为,建构了自己的文学述行理论和以伦理为核心的阅读理论。除此之外,他还将述行理论运用到媒介批评和图像批评中,为理解媒介和阅读图像提供了新的视角。米勒进行述行批评的核心方法是修辞性阅读,通过寻找和发现阅读对象中的异述性,建构新的规则、范例和世界,并将这些规则和范例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为述行性阅读的方法,修辞性阅读可以被广泛运用到文学、媒介和图像批评中,并最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以语言为核心,强调文学、媒介、图像等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关系,关注读者的阅读和批评行为的建构性品格。因此该理论表现出宽广的理论包容性和极大的实践性,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梳理了述行理论从语言学向文学以及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拓展的历程,对该理论的深化和演变进行深入剖析。作为建构性理论,在分析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时,述行理论不仅与反映论、模仿论等有着极大的差别,还将作者和读者纳入了理论体系中。因此,对于米勒的述行理论分析,本文也从作品、作者和读者三个层面展开,突出解析其理论的建构方法和意义。米勒的理论建构大多基于具体的文本批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所以本文在对其理论进行系统阐释和研究的同时,也将对其文本批评进行审视。在分析和阐发理论观点的同时,本文还将从方法论层面上对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进行研究,以期为文学研究、媒介批评甚至文化批评提供可资借鉴之处。全文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绪论部分着重探讨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米勒的学术研究重心几经转移,但是无论从著作数量、研究时间还是影响程度来看,述行理论都是他理论体系和批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勒的述行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述行理论,也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将国内外学者对米勒理论的研究和对述行理论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我们发现,米勒的述行理论虽频繁出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中,其理论贡献和地位也被予以肯定,但是少有系统研究。因此,对于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的研究不仅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更是极为必要的。第一章梳理了述行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奥斯汀在日常语言的范围内发现语言行事的能力,并为其作用的发生设置了诸多规则。塞尔将说话者的意向性纳入研究范围,为述行理论从语言学向文学领域扩展提供了可能。德里达完成了文学述行理论的建构,强调述行语的重复特征。巴特勒、布尔迪厄和哈贝马斯将述行运用于性别研究和社会学领域。这些学者们的理论研究成为米勒述行理论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塞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直接影响了米勒文学述行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作为研究范式的融合,述行理论的跨界运用被米勒用来反观文学事件和文学研究的理论危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其述行理论在媒介和图像批评中的运用。述行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中心范畴,强调语言行事的能力以及言后行为。因此与言语行为理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相比,述行理论有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此外,作为述行理论的核心,文学述行从建构的角度构建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和世界的关系。第二章主要阐释了米勒的文学述行理论。米勒的文学述行理论包括三种不同形态的述行:一是作者的文学创作行为;二是文学作品本身作为整体具有述行性;三是读者通过阅读来述行。另外,文学语言的述行性特征是文学述行的基础。米勒认为具有异述性的文学语言通过重复、修辞等方法建构了虚构的文学世界,产生了未知的述行效果。文学作品不仅建构了虚构的世界,还建构了新的自我和他者。在述行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情感作为述行话语而存在,并对述行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学述行最终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修辞性阅读是米勒竭力倡导的述行性阅读方法。米勒关注阅读中的伦理时刻,他认为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批评和传授并不是传递知识,而是用语言做事。因此阅读伦理观的建构也是米勒对述行观念的拓展。第三章探析米勒媒介批评的述行之维。米勒提出媒介就是制造者的论断,揭示了媒介从载体到述行主体的变化。他认为媒介不仅能传递信息,还会改变信息的内容。媒介发生述行作用的方式是心灵感应。心灵感应建构了人与人、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米勒强调文学作品的物化模式决定了它的述行性力量,而作为意识形态的物化模式,媒介同样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述行性力量。本文认为基于媒介的述行之维,反观米勒在数字媒介兴起时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可以重新审视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米勒媒介批评的最终目的是建立高效、合理的媒介阅读路径。修辞性阅读不仅适用于媒介阅读,而且有助于辨别媒介信息的真伪、揭穿其真实目的。第四章阐释米勒图像阅读中的述行观念。除了将述行理论运用于媒介批评,米勒在图像阅读中也运用了述行理论。他的研究从小说和插图的关系开始,揭示了图像和文字之间相互作用的对话关系,建构了共生而异质的图文关系。米勒认为尽管图像和文字在表达方法和审美传达上有极大的不同,读者阅读图像时也可以像阅读文字一样关注细节及其重复的部分,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建构新的意义。由此,米勒实现了修辞性阅读方法在图像阅读领域的运用,凸显了图像阅读的述行维度。在文化研究的转向中,米勒也开始关注文化现象,并提出用修辞性阅读的方法阅读一切文化现象。尽管米勒并没有建立图像述行理论,本文仍然认为无论是图像本身,还是图像阅读都具有述行特征。米勒将述行理论拓展到图像阅读之上,也为述行理论走向图像述行和文化述行提供了可能。第五章主要是将米勒的述行理论置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进行审视。米勒认为述行理论最终的落脚点是阅读。在系统阐释其述行理论之后,本文回归米勒的文本阅读批评实践,一方面是对其述行理论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对述行理论内涵的回应。米勒认为批评家记录、发表或者传播自己的阅读心得是阅读对象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是对阅读对象述行效用的回应。《米德尔马契》和《押沙龙,押沙龙》是米勒运用文学述行理论分析的经典文本。揭示广告的虚伪内容和真相,则是米勒述行理论的拓展性运用。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展示了米勒如何运用修辞性阅读方法进行文本分析,以期建构修辞性阅读的方法论。在结语部分,回溯了整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再次对希利斯·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总结和升华。同时提出本研究的不足与局限,并对米勒述行理论未来的研究和运用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