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研究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成果颇丰，但也存在薄弱环节，文学与史学交叉部分的研究成果稀少罕见，本文从文史关系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章学诚如何处理文与史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古代缺少专门培育史学家的机构，许多著青史者都是文人，文史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文章作为“观美之具”的因素也时常窜入史书中，文史关系十分混乱。章学诚所处的时代又是封建社会的晚期，文化各方面进入总结期，而当时因为政治势力的强力干预，学术界呈现的是万马齐喑的局面。文学、史学都只敢停留于事件层面，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对现实有所影射。刘知几的《史通》对文史关系问题有所涉及，但不是很深入，多停留在现象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多仰赖于他早年的文学素养，他的《史通》中的立论多从文字如何使用恰当的角度去看待史书的书写。史学理论在更高意义上需要重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把史的意义与经邦治国联系在一起，赋予史学以现实意义与新的活力。在文史具体问题上，“史书繁简”、“史法通变”、“通史意义”三个方面较刘知几取得突破性进展，他的文史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也在表述这三个问题时得以展现。章学诚以“史心”为标准，灵活运用“文笔”。所以他能合理调整史书文章内容的结构，创造新的史学体裁，总结通史的优点。最后，章学诚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看出了“文笔”有时候会妨碍“史心”的表达，他提出“史德说”“文不可害史”、“文人不宜修史”等原则，调和“史心”“文笔”之间的矛盾。这些想法落实到史书编纂中，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