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是否达到了长期激励的理论预期,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能否激励经理人将重要资源配置于创新,成为检验股权激励有效性的重要维度。中国正处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集中,与美国公司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制度背景,从研发投资行为视角研究股权激励效应,以期为股权激励的有效性提供理论参考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据。本文在理论综述和制度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国内研发投资视角的股权激励效应研究,大多以经理人持股比例或股权激励比例度量股权激励程度,考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总量的关系,已有研究尚存在以下可以推进之处:首先,以经理人持股比例度量股权激励程度存在较大噪音,无法体现出股权激励与资本市场的契合,难以准确反映出股权激励对经理人的影响程度;其次,新企业会计准则已经明确研究与开发阶段的支出分别确认和计量,已有研究并未区分股权激励对费用化和资本化研发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再次,已有研究关注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并未探讨研发投资水平变化对公司业绩的贡献程度;最后,已有研究较少关注中国上市公司与美国公司股权激励与股权结构的制度背景差异。本文认为,股权激励作为长期激励机制,不仅影响经理人的研发投资决策行为,而且会影响研发投资决策的执行情况,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同时,股权激励效应的发挥受到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控制权程度普遍较高,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前提下,大股东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动机与股权激励的“冲突”降低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和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国有与民营公司经理人激励与选聘的市场化机制存在差异,国有公司经理人的政治晋升激励与股权激励存在替代效应,股权激励对经理人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此,本文用权益薪酬占总薪酬的比例度量股权激励程度,选取研发投资行为作为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联系的“桥梁”,借鉴中介变量模型思路研究,探寻股权激励效应的路径依赖。本文以2007-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并披露研发投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检验股权激励的直接效应。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股权激励政策实施能够提升公司业绩,无论会计业绩,还是市场业绩;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存在冲突降低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促进效应,大股东控制权程度较低公司的股权激励产生公司业绩的提升效应,大股东控制权程度较高公司的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无显著的相关性;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在国有与民营公司存在差异,民营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存在显著“冲突”,国有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不存在显著的“冲突”。其次,本文检验股权激励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总量显著正相关,研发投资总量的80%左右是费用化部分,20%左右是资本化部分。股权激励能够促进费用化和资本化研发投资水平的显著提升,考虑到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的内生性关系后,费用化研发投资与股权激励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存在,资本化研发投资与股权激励的正相关关系不再存在;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存在“冲突“降低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大股东控制权程度较低公司的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正相关,大股东控制权程度较高公司的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无显著的相关性;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存在差异,民营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显著存在,国有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并不显著。再次,本文检验研发投资在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间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研发投资与当期和滞后两期的公司业绩正相关,即增加的研发投资带来公司业绩的显著提升,部分传导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促进效应;从研发投资的内部构成看,费用化和资本化研发投资均与公司业绩正相关,结合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可以判断费用化研发投资在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间发挥了中介传导效应,资本化研发投资的中介传导效应并不显著;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影响研发投资的中介传导效应,大股东控制权程度较低公司的研发投资发挥了中介传导效应,大股东控制权较高公司的研发投资没有发挥中介传导效应;相比国有公司,民营公司研发投资的中介传导效应更强,资本市场更认可民营公司的研发投资,在市场业绩的检验中,民营公司研发投资对市场业绩的影响接近国有公司的3倍,费用化研发投资对市场业绩的影响接近国有公司的9倍。最后,本文从优化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和改进公司治理角度探讨提高股权激励效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优化股权激励的契约设计,明确经理人科技创新的责任,可以提高经理人进行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并提高执行效率;降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形成股权结构的制衡状态,明晰产权界定,解决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能够为股权激励效应的发挥提高良好的治理环境;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和完善经理人市场化选聘机制都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充分发挥股权激励治理功能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