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作为语言的精华和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一部分。诗词讲究语言精炼,语意含蓄,富有联想性,而典故的浓缩性,意蕴的发散性和典雅气质,成为诗人创作的选择。“用事典故”的成败,也就成为古代论者品评诗人的一个方面。身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他的诗词继承了中国传统格律诗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毛泽东喜欢古典但不泥古,学习前人的长处却不步古人的后尘,他常能切合特定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的需要,引用或化用前人佳句,熔铸出新。毛泽东在引用或化用古人诗句时,基本上都改变了原来诗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境界,赋予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内涵,表达新的思想情感和境界。诚如赵朴初所说,毛主席最善于运用古典,正用、反用、扩大、引伸,驱使某一古典在人们联想中的形成的印象,为作品的主题服务。(李子健,1991:72)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恰当的翻译,让更多的外国读者欣赏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是摆在翻译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而其中典故的翻译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自毛泽东诗词问世以来已经出现了很多英文版本。本论文作者选取了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于1976年排印的被称为“官方译本”的外研社译本和1992年的赵甄陶译本。就典故翻译来说,两个版本存在较大差异,作者分别从翻译的倾向,原则及方法上进行了对比,从认知语言学中的文化图式理论的角度,分析不同翻译策略对译语读者认知文化能力因素的关照,从而探讨毛泽东诗词典故翻译的有效实现途径。具体来说,商务印书馆译本采取的是以源文本为中心,尽量“忠实”地反映原作者的意图为原则,翻译的方法为直译。但是译本所谓的“忠实”却是把原作的古典格律诗译成自由体,把富有联想意义的词牌名全部音译,除了原作者注释外没有添加任何注解,直译出来的典故不能传达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赵甄陶译本以译语为导向,充分考虑译语读者文化图式的因素,保持格律诗的形式,增加大量的文化背景信息帮助译语读者,对典故采取意译加注的方法,不仅让译语读者引起文学联想,而且丰富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因此,就典故翻译来说,论文作者认为以译语为导向能更好地传达毛泽东诗词的精髓,有利于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