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具有个性化和灵活性的特点,其参与者对风险的自控和宽松的监管体系等特征,符合投资者对金融风险转移的需求。这不仅创造了场外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的条件,也积累了市场的潜在风险。在2008年全球危机前,各国市场主要经济体往往认为参与场外衍生交易的大部分为金融机构,这些参与主体完全有能力维护自身收益和防范对手的违约风险,相对宽适的监管氛围反而可以推动金融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更有益于各国在国际衍生品市场中发挥相对优势。因此,对于此范畴的政策监管大多属于空白状态。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经济产生极大影响。作为危机导火线的场外金融衍生交易被推到台前,引发各国对场外衍生品市场强化监管的反思和呼吁。而雷曼公司破产事件中,中央对手清算模式对雷曼相关衍生品交易敞口的快速、妥善处置,迅速阻断了危机向全市场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手清算模式相较传统双边清算模式的优越性。随后,大部分国家与国际组织,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改革方向都朝着“中央对手方”发展,并且作为重要举措予以规划和实施。2009年,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于匹兹堡峰会最早提出并达成共识:即2012年底前,全部场外衍生品合同均须向交易报告库汇报数据,所有被认定为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均须在交易平台成交,同时进行强制集中清算,非集中清算衍生品需符合更为严厉的资本金和保证金监管需求。以G20的提倡为主导,“中央对手清算”开始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尤其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非常重视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规则重塑,一方面主动实施国际承诺并促进相关国际规范的拟定,另一方面及时完善自身法规,如美国在2010年生效了《Dodd-Frank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欧盟2012年生效了《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条例》,并于2014年推出修改后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Ⅱ》。与发达经济体的成熟市场相比,我国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不大,种类较为单一,流动性也偏低,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央对手清算机制于2009年经由上海清算所的建成才初步建立。发展至今,其中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外汇汇率产品和利率互换产品在引入了中央对手清算制度后,业务规模增速惊人,但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和推进,以下问题逐渐显现。首先,对于国内环境我国监管机构职能不够清晰,监管主体过于分散和缺乏行业自律监管,削弱了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功能发挥。其次,国内场外衍生品市场透明度较低、信息披露欠缺,并且各衍生品市场之间缺乏互融共通,制约了中央对手清算体系的发展。再则,对于涉外环境下,我国机构欲参与境外中央对手清算市场时,我国法律保障不够完善,问题集中在对于保证金的认定、保证金的快速处理、结算最终性问题和终止净额计算有效性等方面,没有高阶层级的法律制度可依。最后,我国参与国际跨境监管的“合规替代”层面整体存在协调阻碍。鉴于以上问题,对照先进国际经验,一是对雷曼公司破产事件带来的反思,二是对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框架和运作模式进行分析,以给我国第一家集中清算机构-上海清算所,带来科学借鉴。我国应从此次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建全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检测、评估、处置体系,完善相关政策工具,守住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底线,这里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中央对手清算制度。本文首先对场外衍生品定义和各类清算模式完成整理。其次全面介绍了中央对手清算制度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和优势。进而分析了中央对手清算制度在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运用现状和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最后借鉴国际经验,针对我国现存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建立行政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联合监管模式,来解决目前监管冲突和监管空白。第二,从质和量两方面完善我国交易数据库建设,特别是提高信息数据库的可利用率,来增强整体市场的透明度。第三,扩大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运用范围和推进跨产品、跨市场的保证金组合方式来提高清算效率和市场流动性。第四,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先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参照适用相关法规,待形成关于中央对手清算机构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基本共识后,适时修订高阶法律的相关条款。第五,跨境监管协调“合规替代”新模式下先通过境外代理模式参与国际场外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等时机成熟时逐步获得国际场外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的跨境发展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