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的起源和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源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中国古代城市,到夏商基本定型,经过秦汉、魏晋时期的发展,到唐宋达到了兴盛的局面。与此相伴,市民阶层在这一时期也已初步形成,这就为城市保护神的盛行提供了信仰基础。但城市保护神的产生和城市的起源却并不是同步的,源于水墉神的城隍神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城市保护神,到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而起源于印度后传到西域的毗沙门天王则直到南北朝时期才以佛教神灵的面孔来到中国,二神在唐宋以前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隍神在护城保民方面屡显威灵,而毗沙门天王在佛教大发展的背景之下,也取得了大批的信众。到唐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兴盛,城市保护神也得以广泛地流行,毗沙门天王在中土大范围流行之时,它所具有的护城保民的特性鲜明地突出出来,和原有的城隍神共同构成为这一时期的城市保护神,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二元并存的格局最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保护神信仰广为盛行,不仅在地域上分布在众多的城市之中,而且城市民众信仰程度也大大提升。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既是城市大发展的产物,也与这一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程度加深以及北方的战乱密切相关。它的出现对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城市民众的信仰以及城市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城市保护神虽以二元格局的形态存在,但在区域分布上,并没有呈现出均衡的状态,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分治特征。毗沙门天王主要存在于北方城市之中,而城隍神则大范围地存在于南方城市。这一分布特性既显示出了南北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又表明了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毗沙门天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向中国本土文化靠拢,使其显示出了与城隍神相近的若干特性,而这一特性既昭示出了北方文化向南方文化趋同的特点,又显示出唐文化向宋文化演化的轨迹。城市保护神在民众中广泛盛行的过程中,其神性和职能都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其中,神性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人格化特征浓厚和正统化特征明朗两方面;职能的发展变化则主要体现为所具有的扩大化特征。这些发展变化是城市保护神在城市民众中盛行的必然结果。随着神性和职能的演变,城隍神和毗沙门天王都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城隍神又独自成为中国的城市保护神,并在其后的民众信仰世界中继续发挥作用。而毗沙门天王则走上了部分向中国民间信仰转化和部分回归寺院的发展道路,逐渐淡出城市保护神的行列,在发展过程中,其神灵形象发生了严重分离,一方面它与李靖信仰合流,形成托塔李天王的新神形象,从而完全地中国化与民间信仰化,另一方面它又重新回归佛教,成为寺院护法护寺的四大天王之一。中国古代的城市保护神再次一枝独秀。这一时期的城市保护神,与宗教的关系也显示出了时代的特性。来源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在渐渐游离佛教后,其中一部分转换为中国的民间信仰,而另一部分则又回归到寺院,成为护法、护院的守护神,部分地回归了佛教;而起自民间的城隍神则渐渐向道教靠拢,成为与道教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位民间神灵。这种转换的过程,既表明了城市保护神自身的发展态势,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道二教的走向。总之,唐宋的城市保护神,从外延和内涵上都显现出了时代的特性,是唐宋变革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发展演变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发展的轨迹,又深刻地打上了社会变迁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