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人道主义问题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而不予理睬,与之相关的人性、异化问题,更是被视为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洪水猛兽而大张挞伐。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笼罩在思想理论界上空的极左阴霾才被驱散,而在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禁区也随之被突破,人们尤其是敏感的艺术家、文学家,开始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进行深沉而痛苦的反思,一系列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应运而生,突出地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侵犯人权、蹂躏人性的深刻揭露。加之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等重要著作相继发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热潮,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转型的国内环境和深刻的国际背景为我国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铸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平台,于是从1978年开始,我国理论界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发生在我国的这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它首先起始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艺界对反映人性作品的评论,然后发展到学术界对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并进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改革实践联系起来,使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复杂化,从而才上升到现实政治性高度的。这场争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之初,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是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不够等原因,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这种不足和缺憾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今天重提这场争论并无褒贬之意,也无意对此作出皂白之断,只是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这场争论,希望以史为鉴,对我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有所帮助或启示,更好地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