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文学“大家”研究的相对饱和，在某种向度上，学术界已逐渐将研究触角伸向那些曾经孜孜耕耘过的所谓二、三流作家。这些作家尽管在当时文坛上有一定的活跃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改变而逐渐湮没无闻，几被遗忘。徐迟就是其中之一。本选题以徐迟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基于国内外研究界关于他的成果尚少(特别是其“现代派”时期的诗歌和“转变”之后处于潜隐状态的诗学思考)，且已有研究多留空白，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本选题研究的入手处为作家论，着眼点却是新诗历史，这一以小见大的研究策略使本文的体例既不同于作家评传，也不同于专题研究，乃是以历史为经、以问题为纬的半传论半专题式的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和目标是： 首先，通过重读徐迟早期诗歌作品及评论发掘其特殊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其次，通过对徐迟四十年代初“转变”事件的考察，呈现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诗学贡献。再次，通过对其新时期重温“现代派”旧梦的心理轨迹的追索，发掘其毕生呼唤“现代派”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由此，自然形成三大论述板块： 一、上海“现代派”时期的徐迟由于受到国外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诗作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派”风格。但通过文本细读，论者发现徐迟当时的“现代派”自由诗实际上是以“现代派”的外衣包裹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基质，表现出一定的东方情调，这里有一个原有知识经验(“先在结构”)中东方古典诗歌精神和智慧的被激活过程。由此，以徐迟的“现代派”诗歌探索为个案，较为生动地勾勒出了中国新诗“现代性”进程中西方技法和本土经验双向滋养、互为表里、共同推进的过程。 二、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始，徐迟的文学信仰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现代派”诗歌探索实践也就此中断。然而，通过细致而深入的考察，论者在更潜隐的层面寻找到了其转变中的坚守(主要表现为“纯诗”观)。此为诗人在当时“大众化”艺术思维独尊时代的内心潜流，与其积极配合“大众化”文艺宣传、趋从文艺和政治指示的外在表现互为表里。 三、“文革”结束，徐迟重获写作的自由，将报告文学作为感情与思想的喷发口，并热烈呼唤“现代派”文学与“现代化”的结合。虽然其时所谓的“现代派”只是残留于诗人记忆中的概念的空壳，缺乏必要的学理性与逻辑性，但这正体现了其对“现代派”艺术毕其一生的热情呼唤，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及其难能可贵。 为了跟踪和掌握徐迟一生文学活动和思想变化的轨迹，并将之与具体的文本相对应，本选题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新批评(含文本细读)、传记批评及心理批评。 论文不乏新意之处在于综合吸取了作家传论和专题研究的各自所长，较为准确地抓取了研究对象变化中的恒常和转变中的坚守。由此，一方面外在地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新诗史“现代派”呼唤的多舛命运，另一方面内在地勾勒了个体作家的内心真实和思想轨迹，较为全面地显示了论者的视野和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