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牛虻》由爱尔兰女作者伏尼契写成并于1897年在英国出版。在英国本土,《牛虻》鲜为人知,然而该小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经由我国译介出版后,在中国迅速成为一部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等社会主义文学作品齐名的革命经典,而得到广泛流传。本论文主要借助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安德尔·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以我国五十年代翻译《牛虻》为例,阐明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纵作用。 分析表明,由于受苏联文学,尤其苏联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以及五十年代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规定下的文学主流,即描写革命英雄人物的创作的影响,《牛虻》这一西方文学作品在正式译介入中国前就已被定位为一部革命英雄主义小说而纳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日程。译者李恨民选择该翻译原本及其背后动机便是其中的表现之一。另外,这种日程同时也决定了其译本被呈现、评论以及利用等的方式。各改写人依据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受意识形态制约的诗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牛虻》进行了一番“改造”。出于对《牛虻》资本主义性质的警惕,出版社对译者的翻译手稿进行了大量的删节以及借助文学评论机构的力量引导中国读者“正确”阅读该小说。最后,还需一提的是体现在由苏联引进的、在中国各大电影院放映的译制影片《牛虻》的意识形态操纵作用。这些力量的合力成就了《牛虻》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经典神话,充分发挥了该译本的既定的目的,即成功地对中国的青年读者进行革命爱国主义的教育,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揭示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借助翻译《牛虻》以达到构建自身所需社会主义文化的意图,并期待这一个案分析能加深我们对文学翻译的社会相关性,尤其是文学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