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肥胖不仅是多种慢性病重要的危险因素,而且是导致早亡、残疾和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疾病。肥胖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膳食模式显著变迁,肥胖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肥胖的危险因素因时、因地、因行为、遗传等多方面因素而异,目前尚无行之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遏制肥胖的快速增长,肥胖一直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研究热点。因此,分析肥胖的流行趋势,加强肥胖的病因学研究,积极开展人群肥胖的防控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研究目的通过了解农村地区成年人群肥胖相关指标的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掌握不同肥胖类型的流行特征和变化趋势,为制定肥胖相关干预策略提供基础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化分析不同肥胖类型的主要危险因素,确定膳食模式显著变迁期不同肥胖类型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为制定肥胖防控策略提供科学指导。通过分析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测量指标与相关慢性病及其聚集的关系,评估哪些肥胖测量指标能更好地预测慢性病风险,为制定肥胖预防和控制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利用“2010年中国成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项目中甘肃省3000名成人监测资料。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甘肃省国家级疾病监测点抽取代表性的18岁以上人群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医学体检、实验室检测(血脂、血糖、糖耐量试验等)和膳食调查。按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和WHO判定超重肥胖与中心型肥胖的界值,判定人群超重和肥胖患病率。运用描述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分析全身性肥胖及中心型肥胖的流行特征及变化趋势；采用现况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成年人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主要危险因素以及与相关慢性病的关系和慢性病聚集风险。研究结果1.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共调查18岁及以上农业常住人口3000人,其中男性1355人,平均年龄46.58±14.41岁；女性1645人,平均年龄46.02±13.99岁；合计平均年龄46.3士14.2岁。男女能量摄入达到推荐摄入量,蛋白质摄入量达到推荐摄入量的90%,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例分别为10.3%,28.1%和61.6%。钙缺乏明显,仅达推荐摄入量的43.3%,维生素A和维生素B1摄入量略显不足。2.肥胖的流行特征：总体人群、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体质指数为23.91±3.39kg/m2、23.97±3.41kg/m2、23.86±3.38kg/m2；平均腰围为80.49±9.53cm、82.59±9.52cm、78.76±9.20cm。按照我国体质指数分类标准,标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33.1%、和11.0%,按照WHO标准,标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29.8%和4.4%；中心型肥胖患病率分别为40.6%和28.2%。按照我国体质指数分类标准,男性和女性之间超重率或肥胖率和中心型肥胖率无明显差异(P>0.05)。而按照WHO标准,男性超重率略高于女性(P>0.05),女性中心型肥胖率显著高于男性(P<0.001)。BMI和腰围随年龄变化的趋势男性不同于女性。18岁以上男性BMI和腰围水平较高,未随年龄增长发生明显变化,50岁后BMI和腰围水平呈下降趋势；女性BMI和腰围随年龄增长而增长,50岁后增长幅度趋缓。男性BMI和WC与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呈显著正相关(P<0.001),家庭经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肥胖的患病率较高。女性仅出现受教育程度较高者超重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风险略低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3.肥胖的主要危险因素本研究分别从人口学特征、吸烟、饮酒、身体活动和饮食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分析时调整了各种可能的混杂因素。人口学特征：年龄较大和已婚及曾有婚史是女性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危险因素。随BMI和腰围增加,肥胖风险随之上升,45岁组和60岁以上组发生肥胖的风险是28岁组的1.7倍和2.4倍以上。与未婚者相比,已婚和曾有婚史者发生肥胖的风险均在3.8倍和3.6倍以上。已婚、教育程度高、人均年收入高是男性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危险因素。随男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经济收入增加,肥胖的风险随之升高。已婚、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收入超过10000元的男性罹患肥胖的风险均是参照组的2.5倍以上。吸烟：开始每天吸烟的年龄较小、每天吸烟量大、吸烟的年限长、年吸烟剂量大与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风险有关。与不吸烟组相比,开始每日吸烟的年龄在30岁以下、每天吸烟20支以上、吸烟超过30年、年吸烟剂量在90包以上可降低男性肥胖(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风险,其OR值分别为0.66～0.69、0.72～0.72、0.49～0.65、0.76～0.78。饮酒：饮酒尤其是大量饮酒的频率高是男性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每周饮酒3次以上或每周大量饮酒1次以上,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危险分别为1.8和2.1倍、2.15和2.20倍。身体活动：职业性体力活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是肥胖尤其是中心型肥胖的保护因素：每日职业性体力活动代谢当量84.39MET-h/dk/yr组发生肥胖的风险是18.86MET-h/dk/yr以下组的0.82倍(95%CI;0.63-1.03)和0.79倍(95%CI：0.63-1.00)。静态行为持续时间长可明显增加男性中心型肥胖的风险,与静态行为2小时以下组相比,每天静态行为6小时以上组患中心型肥胖的风险是静态行为2小时以下组的1.76倍(95%CI：1.02-3.02)。植物性食物：谷薯类食物是肥胖的独立保护因素。在调整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吸烟、饮酒、身体活动、能量摄入量等混杂因素后,与谷薯类摄入量最低组相比,每日摄入谷、薯类食物分别超过450g和100g以上组,发生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风险降低,OR值分别为0.76和0.67、0.66和0.72。蔬菜、水果、豆制品是全身性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大量摄入蔬菜、豆制品可增加中心型肥胖风险。每日摄入蔬菜150g以上、水果28.57g以上、豆类3.33g以上,可增加全身性肥胖的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1.44、1.80和1.76,调整其它混杂因素后,OR值略有下降,分别为1.29、1.70和1.57。调整混杂因素后,每日摄入蔬菜超过450g具有增加中心型肥胖风险(OR=1.24,95%CI：0.98-1.57)；每日摄入豆制品3.33g以上,中心型肥胖的风险为1.33倍。动物性食物：红肉和禽肉是肥胖的危险因素,而奶类具有可降低女性肥胖风险的趋势(P>0.05)。每日摄入红肉100g以上,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危险分别是最低摄入量组的为1.37和1.48倍、摄入禽肉14.29g以上时,肥胖风险分别是1.32和1.69倍。4.肥胖指标与相关慢性病首先分析了BMI与肥胖相关慢性病指标水平和慢性病患病率的关系。BMI水平在20-21kg/m2时,慢性病相关指标水平和慢性病患病率最低；BMI水平高于此值时,男女SBP、DBP、血糖、TG水平随BMI上升而升高,HDL-C浓度随BMI上升而下降；高血压、糖尿病、HDL-C降低率和TG升高率均呈现出相似规律。其次分析了不同肥胖人群患肥胖相关慢性病的风险关联。以正常BMI和正常腰围为参照组,BMI和WC水平与肥胖相关慢性病指标水平(除HDL-C外)和慢性病患病率呈正相关；无论在同一BMI水平还是不同BMI水平,较高腰围组的慢性病患病风险高于较低腰围组；在同一腰围水平或不同腰围水平,较高BMI分组的慢性病患病风险高于较低BMI分组；当全身性肥胖合并中心型肥胖时,发生肥胖相关的各种慢性病的风险显著上升。全身性肥胖合并高腰围Ⅱ时,患高血压、糖尿病、HDL-C降低和TG升高的风险分别上升9.27、3.41、2.76和8.99倍。最后采用两种方式比较了肥胖的不同测量指标与肥胖相关慢性病聚集风险的关系。结果均显示BMI和腰围与肥胖相关慢性病聚集呈独立的正相关,随BMI和腰围的上升,肥胖相关慢性病聚集风险急剧上升。男性BMI与慢性病聚集的相关性强于腰围,而女性腰围的作用强于BMI.。而单纯全身性肥胖时,男性和女性慢性病聚集率分别为71.4%和37.7%,与正常体重组相比,慢性病聚集风险上升了2.64倍；而中心型肥胖时,男性和女性慢性病聚集率分别为33.3%和30%,与正常体重组相比,慢性病聚集风险上升了2.38倍；全身性肥胖合并重度中心型肥胖时,男性慢性病聚集率为84.7%,女性慢性病聚集率为71.9%,男女性肥胖相关慢性病聚集的风险则增加了15.26倍。采用BMI、腰围、BMI联合腰围预测肥胖相关慢性病聚集的ROC曲线,BMI联合腰围的ROC曲线下面积、灵敏度和特异度均大于单独使用BMI或腰围。结论1.甘肃省农村地区成年人全身性肥胖和中心型肥胖形势非常严峻,肥胖呈现低龄化倾向。迫切需要实施有效的人群或社区为基础的肥胖干预措施、遏制严峻的发病趋势。2.社会经济因素显著影响成年人群的超重肥胖率。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文化程度高和经济条件好是男性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应宣传与引导合理消费。3.本研究中虽观察到吸烟可降低男性肥胖的风险,但切不可将抽烟作为控制体重的方法；更应警惕吸烟的男性一旦发生肥胖将是慢性病干预的重点人群。4.谷薯类食物可降低肥胖的发生风险；而用油脂烹调的蔬菜摄入量高是当地成人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调整了能量摄入等混杂因素后肥胖风险略有下降,但差异仍非常显著。提示应改变以大量动植物油炒为主的蔬菜烹调方式,增加谷薯类食物摄入量,将有助于预防和控制肥胖。5.BMI和腰围与肥胖相关慢性病及其慢性病聚集呈独立相关性,建议评估肥胖相关慢性病疾病危险时应同时使用BMI和腰围；且“BMI和WC组合,,的两种方式均能比单一BMI或WC更能准确地预测个体发生肥胖相关慢性病聚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