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至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而后在全球范围肆虐,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如何高效应对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是全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从全球抗疫局势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多国抗疫吃紧,而中国的疫情总体上得到控制,这得益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举全国之力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同时国家主导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抗疫模式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分析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国家主导的疫情治理时,国家法团主义强调国家权力与意志的主导,认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互动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的后果,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本文以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以汕头市存心善堂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具体分析案例,由此讨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参与方式及其限度。调查发现,存心善堂参与疫情防控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疫情前善堂为连接政府和社会双方的中介,一方面与政府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发挥社区整合功能,将个体组织化;二是疫情中在政府出现资源紧张和动员困境的背景下,善堂遵守政府防疫要求,配合政府防疫工作,弥补政府防疫不足,在服从、协助、补位这三个不同的层次进行了独特的补充型参与;三是后疫情时代,善堂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回归隐性公共参与,恢复常规服务职能,保留应急治理职能。研究发现,在法团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方式可以概括为“补充型治理”,其良好效果来源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社会网络的动员机制、基于“调适性合作”的合法化机制。从理论上讲,这种国家主导下社会组织的补充型治理实践,可以提炼为“协作型国家法团主义”,区别于传统的国家法团主义中强调国家的绝对主导地位,社会组织拥有更多能动性,在服从式参与、协助式参与和补位式参与这三个层次的补充型治理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实践上讲,这是公共危机治理中国家主导模式和社会主导模式之间的第三条路,对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