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儒家自创始人孔子注重心性,后经孟子历陆九渊乃至阳明始终都把心性问题摆在道德修养的首要地位。儒家重视心性问题的脉络传承到王阳明这里就把“心”提高到了形上本体的地位,他提出四句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且围绕“四句教”阐发了心性问题。“四句教”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导致明中期文化窒息,世风日衰,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社会弊端日益显露,而“四句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通过对“四句教”的解读可以进一步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阳明曾多次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运动,并且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慨叹,因而也逐渐把主体道德意识的回归视为世风净化的重点。阳明重视道德人心的匡正,主张“破心中贼”,从人心根本处解决问题,认为只要心中贼破了,山中之贼自然消失,也就是通过“破心中贼”进而“破山中贼”从而达到“天下一家”,这是他对社会实践的探索,实际上他主张的是通过道德修养来和谐社会。阳明“四句教”以正人心为宗旨,“性相近,习相远”皆由心之堕落引起,在道德良莠不齐的环境下,重塑心境,重提良知之学对于道德的净化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四句教”提出后在当时就引发了其两位弟子钱德洪、王畿的激烈争论,围绕“四句教”引发了“天泉证道”事件,本文对二人争论的焦点进行了分析。另外,在阳明之后,刘蕺山又发表了对“四句教”的不同看法,因此在文中也涉及到了刘蕺山与王阳明“四句教”法的比照。研究“四句教”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阳明的心学大旨,而且可以对此学说引发的论争加以澄清和解决,具有重大的哲学价值。阳明的学说中融汇了各家学说的观点,其思想与儒道佛等各家都有不解的关系。“四句教”仅仅四句话,言简意赅但又高度浓缩地道出了他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实践论。本文系统论述了其中的精神内核。在内容上先简要介绍和分析了“四句教”的提出及其引发的争论。包括对“四句教”提出时间的考证,以及两位弟子在“四句教”问题上引发的“天泉”之争,还对刘蕺山不同于王阳明“四句教”的部分进行了集中探讨。在主体部分,重点探讨了“四句教”的内涵,从首句开始,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分别从本体论、境界论、存在论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充分阐释了这句话的内涵。接下来对二、三、四句的内容做了解读,其中涉及到的问题有:“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说等。最后一部分落脚点放在主体道德意识的觉醒上,重点阐述“四句教”对我国当今道德建设的启示上,提出了借鉴阳明“心学”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以此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路径。这一课题虽然立足于王阳明,以梳理、分析阳明的思想为主,但其间涉及先秦儒家思想以及宋明理学家思想的内容亦为数不少。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古代文本和现代问题相结合的方法来发掘“四句教”对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有益因素。在解读内容上侧重于从今天的具体境遇中理解文本,沟通过去和现在,主要挖掘“四句教”中的道德内核;在解读方式上,主要针对现代人面临的道德困境,对阳明的相关思想进行道德意义上的解读,努力把阳明的心学智慧融进现代生活,以寻求对我们有启迪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力争在前人对“四句教”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其中的哲学问题,努力将相对抽象的教法变得清晰。“四句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问题。总之,“四句教”的提出对于明朝后期道德建设、移风化俗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四句教”的伦理内核作为构建新型道德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对其中的道德工夫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诠释,希望这一工作可以为阳明心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为拯救道德危机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传统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