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历年来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起,我国开始农业税试点改革并对粮食生产进行农业补贴,逐步建立了“四大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粮食生产补贴制度。这四大补贴分别为种粮直补、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从积极的方面来讲,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维护粮油市场稳定,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该政策也面临许多问题。一方面因粮食生产补贴额度较大,国家财政负担严重；另一方面,国家对粮食生产补贴力度过大,可能扭曲了粮食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而影响了粮食生产的资源合理配置与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我国粮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断下降的事实(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偏高,粮食进口逐年增长),让我们更加关注粮食生产补贴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根据以往大量相关研究的观点,补贴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收益,并对不同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有许多研究指出,农业补贴会扭曲农产品市场价格,从而引起农业生产中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导致农业的福利损失与效率损失。那么,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实施十多年来,究竟对我国的农业粮食生产带来了什么影响?有没有影响各类粮食生产要素的投入?有没有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效率?它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对我国粮食生产进行影响?基于此,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有三个：(1)识别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于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2)探讨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于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发生作用的途径。(3)分析并提出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实施建议。根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本研究的逻辑思路是,在文献回顾和现状描述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实证研究粮食生产补贴对于不同类别的粮食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影响效果(本文主要研究了劳动力要素、农机使用要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分析粮食生产补贴对于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资本劳动比是否是粮食生产补贴影响粮食生产TFP的中介途径。在分析与借鉴美国农业补贴的经验之后,最终提出本文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在粮食生产的过程中,主要投入的生产要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通过分析我国粮食生产中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在2003年以来投入的数量和各自占生产要素投入总成本的比例(数据主要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我们发现我国粮食生产劳动用工数量十年间大幅减少,亩均劳动用工数量几乎降低了50%,而同时期机械化运用水平也从2003年的32%,提升到2013年的60%,说明这些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中机械对劳动力要素投入有替代作用。而在其它的粮食生产要素投入方面,化肥投入数量则在稳步增加,种子用量则处于相对稳定的波动状况。通过统计分析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本结构变化,我们发现在成本结构上,资本劳动比在前几年经历了小幅上升后,近六年来持续地表现为快速下降。但考虑到各生产要素价格影响,这种下降的资本劳动比并不能真正反映资本、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真正变化,因此,需要利用同期生产要素的价格对历年的生产要素价格进行一致性处理。处理之后结果显示,我国粮食生产要素的资本劳动比近年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不到1倍,持续提高到2013年的2倍有余。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实施粮食生产补贴的十年来,粮食生产投入中资本要素已经极大地替代了劳动力要素,我国粮食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劳动力是粮食生产中劳动类生产投入要素,因此研究粮食生产补贴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十分必要。本文从农业劳动力职业选择理论分析的视角,参考Barkley (1990)提出的劳动力在二产业间进行职业决策的理论模型,提出我国粮食生产补贴可能对农业劳动力向外迁移产生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根据该理论分析模型,本文利用2004年到2013年间的粮食生产补贴、农业劳动力迁移以及其它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利用Eviews8统计软件进行了变量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生产补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粮食生产补贴显著地减缓了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迁移。通过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于保留农业劳动力以保障我国农业粮食生产的重要目标。农业机械是粮食生产中的主要资本类投入要素,是替代农业劳动力的主要资本投入,因此研究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粮食生产补贴对粮食生产中的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消费者效用曲线和农户农机购买行为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而提出了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2000—2013年我国农业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机购置补贴对于我国农机总动力的影响效应积极而显著,对于大型拖拉机的拥有量也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但是在数量级上,农机购置补贴的影响系数较小；另一发现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对于农户的农机购置同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Solow (1957)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归功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经济活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促使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提高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不能简单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引起的产出增加看成经济增长。因此,要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根本的途径在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我国近十年来主粮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年均只有2.66%,这还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在2004年的大幅增长(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农业税试点改革而激发出的潜在生产力)。撇开此因素,我们发现我国主粮生产全要素生产率近些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负增长。在认清此事实的基础上,本文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农户种植收益理论分析,得出粮食生产补贴对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效应的理论推论。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也就是我国粮食生产补贴对于粮食生产的TFP有消极的影响作用。本文研究还发现,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资本劳动比变化在该影响过程中起着部分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粮食生产补贴消极影响粮食生产TFP的结果,部分地是通过改变粮食生产投入的要素结构实现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4年美国农业法案对美国农业补贴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固定直接补贴方式的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与价格、收入或产量挂钩的农业补贴方式和化解农业风险的农业保险。美国农业补贴改革代表了最新的世界各国农业补贴体系的发展方向,也必将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保护谈判。就目前而言,我国仍需要在构建农业法律体系、安全收入网,坚持农业保险配套改革,建立农民利益代表机构和积极吸引更多的新生代加入农业生产之中等方面做出努力。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和美国经验探析,本文最后提出了改进我国粮食生产补贴制度的建议：重新调整我国粮食生产补贴的目标；国家粮食安全有待重新认识和建构；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加快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构建连续、稳定的农业法律体系；逐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保险配套改革；鼓励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形成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