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根据该条规定,我国是不存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然而,调解制度的生命力并未因为法律的权威性规定而寿终正寝,相反,却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活跃于行政诉讼中。学界对于我国是否应当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也莫衷一是。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探讨该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认为,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仅仅是司法效率的需要,也更基于现代行政诉讼判决正当化的考量。司法实践中的行政案件撤诉率居高不下、超审限与执行难问题都是对行政诉讼禁止调解之规定的质疑;服务行政理论、“合作论”等现代行政法学理论为调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具备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修改行政诉讼法势在必行。文章从传统法学的角度对调解进行了分析,认为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前提的调解制度具有私法手段的性质,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属于私法纠纷解决手段在公法中的运用。但公法并不排斥合意,并且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调解不仅不违背公私法划分的目的,甚至还有利于公法目的的实现。而现代公私法关系的变化——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也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法国的调解专员制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的和解制度,都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加入WTO组织也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外在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打破观念的枷锁,尽快将调解机制引入到行政诉讼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