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末至10世纪初,日本全面效仿唐王朝建立起律令体制。其中军团制作为律令国家最早的地方军制,是对唐朝府兵制的全面模仿,也是律令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后期的国衙军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武士阶层诞生的重要原因。而健儿制作为桓武朝政治中唯一的地方军制改革实为上两者的衔接与拐点,然而不同于上述两项制度的是,目前健儿制的相关研究多为律令军制整体研究中的一环,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本文以桓武天皇当政期间实施的健儿制为研究对象,结合史料和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健儿制形成的背景、内容,分析健儿制的特点和性质,考察其在此后长达数百年的实施过程中的变化及带来的结果,明确其影响及历史意义。在此,笔者借用国内府兵制的研究角度,分别从文化所属、兵农关系、募兵阶级及权力归属等四个方面分析健儿制,得出如下结论:(1)桓武天皇时期的健儿制是对藤原仲麻吕时期健儿制的完全继承,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建律令国家,结合当时的日本政治需要,并学习唐朝团结兵制而建立的一种地方军事制度;(2)为提高军队的质量与实力,设置健儿田,负责健儿上番(轮值)期间的伙食供给,相较于军团制,它将健儿从农业生产中部分解放出来,不再是过去兵农合一的状态;同时免除部分租税(调),以促使健儿专注于训练、上番等军事活动上;(3)为确保政权稳定,健儿的招募对象集中在郡司及有功之臣的子弟当中,将郡司、地方豪族、部分有功之臣等社会中间阶层纳入国家统治阶级;(4)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将负有当地国府守卫及治安警备职责的健儿归由国司统领,国司作为朝廷派遣的地方官,借掌握地方唯一合法的军队——健儿控制地方豪族势力,以确保地方统治秩序的稳定。然而,即便在随后的一百年间,政府亦曾以强化健儿制为目的颁布政令,却由于健儿制人数较少,且不能应对九世纪接连不断的地方乱局,以致于健儿制逐渐为地方临时兵力所取代,并最终丧失掉作为军事制度的地位。同时,虽然健儿制的实施将广大农民从征兵制的负担中解放了出来,也促进了士兵向职业化发展的进程,但是由于健儿制无法适应九世纪的社会变化和需要,从而导致国司在地方临时发兵以镇压乱象,并由此引发地方权力的扩张和孕育了武士阶级的"兵家"的登场,间接加速了律令国家的崩溃。国家政体影响军事制度,军事制度的改革同时影响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社会发展的进程。通过对健儿制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还原该制度在历史上的真实形态,进而对日本律令时期地方军制的总体特征、政权的组织形式、社会关系构成以及随后独特的发展历程有更进一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