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中因证券侵权行为而造成投资者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况屡见不鲜,各类证券侵权行为层出不穷,证券行业的改革创新必须建立不断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之上,如果缺失强有力的事后控制制度来保障投资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这无疑将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及稳定性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在证券侵权民事救济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我国目前的相关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对民事责任的忽视,《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于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而投资者在遭受损害之后的有效救济机制仍然缺位。其次是我国投资者极大比重是中小投资者,举证能力极为有限且难以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与证券侵权行为主体的实力差距过大,在利益受损后难以通过个人的力量维护合法权益。但是,我国目前的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会遇到诸多问题,就代表人诉讼制度来说,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在实质上其实是对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排除适用,因此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仍然将当事人人数众多的证券群体纠纷拆分成数个共同诉讼进行审理。而《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抽象,使得在证券领域提起公益诉讼明显缺乏可操作性,证券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难以立案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对于公益诉讼主体的限定也存在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也并不理想。综上所述,鉴于我国中小投资者数量庞大,构成复杂,且专业能力迥异,不管是代表人诉讼还是公益诉讼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很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真正的解决中小投资者维权艰难的障碍,导致中小投资者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对于证券全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空白,不仅导致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影响中小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积极性,也使得证券侵权行为发生后对违法违规者的追究力度不足,进一步弱化对于证券市场侵权行为的惩处效果,这些无疑都会成为阻碍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沉重桎梏。证券支持诉讼能够极大的弥补目前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的缺漏,有效的维护大量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对证券侵权行为主体形成有力威慑,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样也符合我国金融领域深化改革的切实需要。然而“证券支持诉讼”并非法律条文里明确规定的法律术语,其法律基础主要来自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关于支持起诉的原则性规定,但投服中心的证券支持诉讼并不仅仅局限于起诉环节,其参与了诉讼的全过程,出庭行使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因此证券支持诉讼的内在框架应当是建立在诉讼担当制度之上的。虽然投服中心站在代替中小投资者索取民事赔偿的立场提起诉讼,但鉴于证券侵权行为所涉及的利益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私人权利范畴,因此,这也是投服中心行使其自身作为“半监管机构”的职责,使被破坏的市场秩序得以恢复的重要措施,证券支持诉讼实质上兼具公益性质,是出于保护弱者的现实需要,有利于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证券支持诉讼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法规对投资者保护的不足进行填补,《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投资者保护已经做出了总括性的规定,但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仍然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而群体诉讼制度之法制化无疑是强化诉讼救济的重要方式,进而促进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与健全;第二,有利于破除中小投资者的维权困境,证券支持诉讼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门槛,投服中心作为专业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凭借其权威性、专业性和中立性,能够有效扫清单独诉讼中投资者可能面临的现实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小投资和的维权成本;第三,促进证券市场公平正义的实现,证券支持诉讼以追求实质正义为旨归,体现出保护社会弱势一方的重要理念。投服中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消弥中小投资者与证券侵权主体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帮助中小投资者在维权过程中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完成与证券侵权主体之间的抗衡,并且使更多的投资者有机会参与到诉讼进程之中;第四,节约司法成本,促进法律适用统一,证券支持诉讼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能够通过一套诉讼流程来解决大量具有共同争议点的诉讼请求,在提高法院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统一裁判尺度、促进法律在证券市场之中的统一适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16年7月投服中心就因匹凸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一案提起证券支持诉讼并获胜诉之后,截止2018年底,投服中心共提起了十数起证券支持诉讼案件。投服中心在选取证券支持诉讼案例时需要通过预研、选取案例论证研究、集中讨论等多个步骤结合多方因素的考量来最终确定,并且创新性采用了公开征集公告的方式,列明适格的投资者条件,包括投资者通过诉讼索赔的基本条件、索赔范围等,还对提出申请的投资者应当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明确告知,从而使得投资者的举证负担得到大幅减轻,举证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投服中心在进行支持诉讼时往往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高管直接作为被告,这与此前证券侵权民事赔偿诉讼案例相比,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除此之外,投服中心一直致力于研究逻辑严密且便捷的虚假陈述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足可体现其在证券群体性纠纷领域的专业性。证券支持诉讼仍处于在探索中逐步发展的阶段,目前的实践情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投服中心开展证券支持诉讼的法律依据仍不明确,其代表中小投资者在维权诉讼活动中的适格当事人地位有待法律确认,具体的诉讼实施模式也需要法律法规作出详细的规定。其次,当前参与支持诉讼的投资者数量呈现逐步增加的态势,投服中心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现有的工作模式恐难以为继。除此之外,当前证券领域的民事赔偿诉讼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如若不予以关注,势必将阻碍证券支持诉讼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对相关部门法、行政规章和证券市场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增补和衔接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和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证券支持诉讼制度。首先,通过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明确证券支持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及投服中心的主体地位,这是构建证券支持诉讼制度的基础;其次,为了使证券支持诉讼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我们还应当建立并完善配套的诉讼实施方式,将投服中心实践效果卓越的规则制度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认可,例如提起证券支持诉讼的前提条件、投服中心参与诉讼过程的身份定性、参与诉讼的权限、投服中心的经费负担等关键问题都需要加以明确;再次,完善现有诉讼制度的部分规定使其更契合证券群体诉讼的需要也是应有之义,具体包括明确取消行政前置程序、实现诉讼法院的专业化、立案和庭审阶段证据支持的常态化和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具体化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重视示范判决机制的发展,2019年1月16日,上海金融法院发布了全国首个关于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具体规定,该规定内容对于示范案件的选定、审理、专业支持、效力及其审判管理等都有所涵盖,并且对于示范判决的适用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使其在实践中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该规定仍然需要在某些细节方面予以完善。证券支持诉讼的蓬勃发展必将造成投服中心精力和资源不足的现实问题,示范判决机制是解决这一障碍的最优选择,在与证券支持诉讼制度有机结合之后,势必成为促进我国成全群体纠纷解决机制迈向新阶段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