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投资工具,因具有集合投资、分散风险、专业理财的特性而为广大投资者所青睐。自1998年基金开元和基金泰隆成立以来,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极为迅猛,截止2013年12月31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规模己达2.91万亿元人民币,基金份额持有人达到2.2亿人,基金已成为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并已超越股票成为我国居民最重要的理财工具。伴随着基金业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以王亚伟、邵健、肖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星基金经理,他们所管理的基金不仅取得了丰厚的回报,也赢得了广大投资者的追捧。但是,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背后有一些问题却不容忽视：首先,在2001年-2013年的13年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整体净亏损的就有5年；其次,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管理运用能力良莠不齐,许多基金未发行多久其单位净值便已跌破1元；再次,在2007年底到2008年的股市危机中,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几近腰斩。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投资者、学术界及监管层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水平的担忧,也推动了对证券投资基金绩效的相关研究。西方学者对证券投资基金绩效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早期的研究中,大多是通过基金单位净值、基金净值增长率、基金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来评价基金的绩效水平。这些指标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金的盈利状况,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收益背后的风险因素,也没有探究绩效的来源。马克维茨(1952)年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该理论使得检验基金持股组合的期望收益及风险水平成为可能。在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夏普(1966)等人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对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做出了衡量,并指出同等条件下为取得更高的收益,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罗斯(1976)等人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与资产组合理论及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一起构成了现代基金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现有对基金绩效的研究大多是通过以上三种风险模型及其改进模型对基金的收益进行分解归因,把基金获得超额收益的来源归结为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两个指标进行分析。但很多人在研究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作为现代基金绩效评价理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成立的假设条件：完全市场、同质性预期、借贷利率相同及报酬率呈常态分布,这些条件在现实市场中基本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基于CAPM模型的基金绩效评价模型有着先天性的缺陷。为克服这种缺陷,学术界发展出了很多其它的基金绩效评价方法,如非参数分析法、特征值法及最近出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有优劣,但尚未成为主流。在大量研读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着力于通过直接分析基金的持股和交易行为来评价基金的选股、择时能力。该方法对市场条件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它基于这样一种简单、合理的逻辑——如果基金普遍具有选股、择时能力,那么基金持有集中度高的股票的收益率应高于基金持有集中度低的股票,同样基金增持股票的收益率应高于其减持的股票。应用此方法,本文实证研究了2006年至2013年间我国所有开放式基金(不含债券型、指数型基金)的持股和交易行为,以评价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整体的绩效水平。为更好的贴近现实,本文还依证券市场走势对研究区间进行了进一步区分,分为“上升市场”、“下降市场”、“调整市场”以及“全市场”四个研究区间。通过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发现有：(1)基金持有、交易股票的特征方面。首先,基金在选择持股组合时,明显偏向于大盘股、上季度绩优股及低换手率的股票,弱偏向于低账面价值市值比股票。其次,基金在选择增持、减持股票组合时,则表现出下列倾向：在“上升市场”、“下降市场”增持大盘股,而在其余市场区间增持小盘股；在“上升市场”市场区间增持价值型股票,在“下降市场”区间增持成长型股票；除了“上升市场”阶段,基金普遍选择增持流动性较好的股票；增持上季度绩优股,减持上季度高度绩优股,这显示出基金在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一种权衡。(2)基金持有、交易股票的收益表现方面。首先,基金持有集中度高的股票的收益高于持有集中度低的股票的收益,基金增持股票的收益高于基金减持股票的收益,这反映出基金具有一定的选股、择时能力；其次,基金在“上升市场”阶段虽然获得了较高的原始收益,但其市场组合调整收益却是负的,与之相反,在“下降市场”中,基金的原始收益虽然为负,但其调整收益却为正,而在“调整市场”和“全市场”区间中,基金获得了正的原始收益和调整收益。这说明,基金在上升区间内没有表现出良好的选股、择时能力,而在其他几个市场区间中均表现出了不错的选股、择时能力,并取得了优于市场整体表现的业绩,即战胜了市场；最后,基金持有和增持股票的前后2个季度的收益普遍存在这种情况,Rt+1<Rt<Rτ-1,这反映出基金在择股时偏向于上期的绩优股,且基金在选择持股组合时存在某种程度的“羊群行为”,该行为导致了持股组合在后期收益率的下降。(3)基金对不同特征股票的选股能力差异方面。对市值因子而言,基金在持有小盘股方面展现出更好的选股能力,而在增、减持交易中,基金对小盘股同样有更好的选择能力。对于账面市值比因子而言,基金似乎对价值型股票具有更好的选择能力,但无法排除这“B/M”效应的影响。(4)基金选股、择时能力的持续性方面。历史绩优基金所持有及增持股票的当期及后续表现表现都要好于历史业绩差的基金,这显示出我国开放式基金的选股、择时能力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由于历史绩优基金所持有和增持股票的历史收益要高于历史业绩较差的基金所持有和增持的股票,因此不能排除股票的“动能效应”对基金选股能力持续性的影响。结合这些发现,本文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一、为提高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上升市场”阶段的表现,基金经理可以在此阶段适当的提高其持股组合的风险水平；而在“下降市场”中,则应加大对债券等无风险资产的投入比例,以达减少损失的目的。二、证券投资基金应提高主动交易股票的获利能力,而不是被的持有历史绩优股,通过这些股票的“动能效应”获得大部分利润。结合本文的发现,建议基金增强对股票账面市值比因子的研究,以提高及时发现被市场低估股票的能力。三、为提高我国市场的“有效性”,应加大对市场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市场交易的公平度和透明度。在证券市场上,要建立严格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对内幕交易的违规行为的惩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