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进行了系列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针对礼乐文明的研究也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更多关注，在礼乐的共性研究上也公认其在我国西周时期达到高峰的观点。而通过对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制度建设、教育模式和器物制作水平等分析，能够使得对乐的作用了解更加清晰，对文明探源工程中西周时期的部分内容，相互印证，在纵向研究中，以期取得对乐的系列研究成果。远古时代直至商时期，“乐”经历了由巫乐的启蒙到礼乐的渐兴的过程，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至此“乐”终于被推上了与“礼”结合的层面，开始形成固定的形制制度，已求达到社会关系更为融洽的目的。至此形成的礼乐制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孕育、发展、成长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乐”无论从器具、机构、使用规格还是理论水平、教育观念等都达到了历史高峰，形成了赋予特色的“春官”、“宫廷雅乐”、“乐悬”等社会现象。这些无不带有王权的影子，可以说是王权意识物化形态。统治阶级利用“乐”这一温和的外衣，将其与社会精神、政治形态等建立起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等级森严的西周社会。本文将从“乐”的功用角度，通过系列的文献材料，考古资料、音乐学理论和部分人类学资料进行整合分析，对西周时期“乐”的概况、特征、功用、影响等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还原西周乐的真实面貌，以突出“乐”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