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理论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是在一个相当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一时期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论、经济决定论和新康德主义等各种理论挑战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各理论家在恩格斯晚年工作的基础上,均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出路问题,从而形成了他们在新时期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向度。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认为当时的社会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本的变化,因此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问题上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走社会改良的道路,在理论上用康德的伦理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则认为,当时的社会性质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而无需做任何调整。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策略上,他们实质上采取了与右派相同的取向；在理论上则与左派一样,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也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说来,在当时主要形成了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方式。以考茨基、梅林等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方式主张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纯粹方法而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伯恩施坦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以康德哲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将它运用于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从总体上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念和社会历史观念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考茨基认为社会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事例,因此在解释自然时他注重寻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环境的性质；在区分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的基础上,拉法格主张人为的环境消灭着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多样性；梅林则坚持认为进入生产中的自然才是与人有关的自然。在社会历史问题上,诸理论家们依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分别表达了关于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考茨基认为,意志是经济生活的出发点和动力；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核心,梅林着重阐释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的“五层次论”。对于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和阐释过程中存在的理论缺陷,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都做出了不同反应。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阐释方式和卢森堡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与创新是他们从内部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以恢复其革命本质。列宁在其思想发展的较后期也批判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试图通过重新探讨国家与革命的关系,以恢复马克思学说的本真精神。通过论述,本文认为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却存在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然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传统同样束缚了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列宁的批判既克服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庸俗化理解,同时也避免了滑向黑格尔主义的解释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