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当下新《行政诉讼法》以“利害关系”作为界定原告资格有无的核心要件,但是针对“利害关系”定义,以及认定“利害关系”的途径并未明确规定,因而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未就此形成统一共识。同时,源流于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为我国判断原告资格实务运转增添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本土化的尝试上,虽然有“刘广明案”为先导并在2018年奠定了规范基础,但作为“舶来品”的保护规范理论由于根植于外国法源之本质,在司法运用中难免出现运用的“水土不服”,甚至取得与理论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这些问题亟需解决,解决的关键在于对两大认定标准的理论渊源和司法适用进行探析、联结。本文从案例入手,以“利害关系”、“原告资格”、《行诉解释》第13条为线索,通过案例整合梳理,发现利害关系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说理力度乏力、割裂诉权与实体请求权的问题;主观公权利标准虽对其弊端有所弥合,但也面对着司法适用机械、生硬,解释过于严苛等司法适用困境。因此,本文认为新兴认定标准适用之前,应先明确我国行政诉讼基本定位,即以主观诉讼为主,附带客观诉讼功能的诉讼模式。在这种基础之上,再规制司法适用路径,明晰其适用步骤:首先定位案涉法律规范,通常是作为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但不能只拘泥于行政法律文书内容规范,而应当将视野拓展至整个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做整体化理解;其次探求该法律规范保护性取向,以客观解释为基本方法,兼顾探求立法者目的主观解释方法,判断其在保护公共利益以外,是否保护特定个体或者特定范围主体的利益;最后判断主张之权益是否落入规范保护圈内。同时在适应我国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借鉴德国分阶段处理的方式。在起诉阶段以宽松标准作为门槛,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则严格筛查之,将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权利致损之因果关联并重审查,识别出真正权利受损值得保护的主体。最后在传统认定标准向新兴标准的本土转向上,本文认为条件与时机尚未成熟。实现原告资格认定标准转向应谨慎,区分情况适用两种认定标准。夯实立法基础和充分发挥案例指导作用,实现“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刚柔并济,逐步扩大原告资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