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现代企业中，所有者将越来越多的控制权下放给高管人员。特别是我国政府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就是国企高管不断被赋予更多权力的过程。高管掌握企业经营的全方位信息，是企业的重要决策群体。然而，委托代理和契约关系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为高管获取个人额外收益提供了操作空间。作为理性经济人，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获取私人收益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隐蔽性特征，高管对其操作的空间更大、便利性更强，是高管获取控制权收益的主要方式之一。　　国内外学者普遍证实，企业规模越大，高管的薪酬水平越高。企业规模越大，其控制的资源越广泛，获取控制权收益的途径就越多，越容易为高管获取私人收益提供条件。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企业并购扩张创造了条件，然而一系列薪酬管制政策的出台，使国企高管通过企业规模扩张提升自身货币薪酬受到约束，最终导致国企高管职务越高，在职消费金额越多的现象越发普遍。　　本文尝试验证高管权力在我国特殊背景下的适用性，尝试揭示高管可能通过自身权力强化企业规模与在职消费的敏感系数的自利行为，并进一步探究影响高管权力的因素之一高管持股对企业规模与在职消费的敏感系数的影响情况。　　研究共收集2012-2014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计2718个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研究发现:(1)国有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越高。(2)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越大，在职消费水平越高。(3)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规模与在职消费的相关性更强，即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水平更高。(4)高管持股的国企中，企业规模与在职消费的相关性更强，即过度在职消费的水平更高，没有发挥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为此，本文围绕公司治理机制内、外两大方面，激励、约束、考核和预算四大维度提出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