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至1937年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构成了一个阶层?尽管己有研究多持肯定观点,但因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佐证而稍显笼统。本文以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内容,在民国时期上海城市社会分层的背景下,采用历史社会学等侧重实证层面的视角与方法,考察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分子是否已经开始以一个特定阶层的整体面貌呈现。研究发现,上海知识分子主要供职于出版业与教育业,形成了三种主要职业类型；他们的职业收入在近代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个人收入则存在巨大差异。上海知识分子分别居住在亭子间、里弄住宅与花园洋房三种不同层次的住宅之中,形成了隔离与分化。他们在居住、饮食、服饰与出行等日常消费层面也呈现出巨大差异。他们的日常交往主要在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以及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茶社、酒楼与咖啡馆等场所展开,交往方式主要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礼物馈赠等多种类型。知名作家及地方上流知识精英阶层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其交往对象往往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松散与不稳定的开放状。旧派文人群体及新派作家群体的交往对象多固定在同一阶层、相近职业之人,由此形成较为同质化与单一化的亚群体。但由于他们的日常交往多以生活情趣及文学艺术审美取向的相近为原则,故其群体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左翼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环境促使他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相互联结,以群体的方式“抱团取暖”,获得谋生手段与情感依赖,形成较为紧密的群体组织结构。以买书、读书、写作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活是知识分子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当凭借对书籍的垄断性占有而形成的文化资本受到出版市场的冲击时,阅读不再成为知识分子的专利行为。通过将阅读描述成为一项不易掌握,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才能习得的能力,知识分子得以保持对阅读的阐释权。在看病就医、衣着服饰、闲暇游乐等其他生活方式上,既有蕴含知识分子整体共性的风格标榜,又有体现知识分子内部差异性的品味塑造。因此,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分子一方面其整体特征日益凸显,与其它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区别逐渐拉大；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与分化也日益明显。必须看到,这种差异与分化的过程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许多知识分子依靠各种方式改善自身的经济与生活状况,实现了从平民阶层向中等阶层的过渡,弱化了自身群体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这使得上海知识分子尽管较易萌生阶级／阶层意识,但却不易就知识阶层的属性、特征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