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是中国重要的投资与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中居于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枢纽地位。东盟与中国资源互补,产业各有所长,具备承接中国边际产业的基础,然而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规模和水平相对滞后。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对东盟十国投资的面板数据,构建技术效率与时间相关的随机前沿模型,量化分析影响投资潜力的因素,实证估算了中国对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投资潜力及效率,一方面横向对比中国对东盟不同国家的直接投资潜力差异,另一方面纵向研究直接投资潜力的变化趋势。静态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效率整体水平较低,潜力尚待进一步实现和挖掘。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潜力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和国别差异,中国对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效率较高,投资潜力得到了较好的释放;而对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越南的直接投资效率较低,投资潜力较大。动态角度来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潜力得到一定的释放,而且中国对东盟新五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增长速度高于东盟原始成员国。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有效率寻求特征,东道国廉价劳动力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吸引力。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也对中国的OFDI有显著影响。制度因素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效率发挥重要影响,东道国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腐败控制有利于提高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效率,而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影响。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发展特点,中国企业在监管不健全的国家有特定的优势,进而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审批效率不高、监管不严的国家进行投资。“一带一路”背景下,应该加大互联互通建设、扩大投资规模、保持发展势头进一步挖掘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