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技术进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因而,促进技术进步逐渐成为各国政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努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然而,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却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要有政府的规划和领导的重视,只要有政府的大量资金和科研人员的投入,就能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从世界各个国家的技术发展历程看,技术进步水平在国家和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现象,有的国家的表现较好,有的明显要差一些。为此,许多研究从人力资本、R&D投入以及国际技术扩散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究,但大多数的研究要么就是忽略了制度因素的考虑,要么就是仅限于制度层面的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研究,因此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理解,试图就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从制度安排角度对其进行理论与经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制度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对人类行为具有明显的规范、约束和激励效应,而技术进步作为人类行为的成果之一,它的产生、发展走向以及技术进步的效率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会受到社会制度安排的影响,制度安排通过影响人的行为选择、资源配置效率等而最终作用于技术进步。一套好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激发人们对于技术进步活动的探索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而不好的制度设计将会抑制社会的技术创新行为、阻碍技术进步。为了检验制度安排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从技术进步的两个实现途径(技术创新和跨国技术溢出),分别就制度安排对他们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首先,本文将制度因素纳入到技术创新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推导出了包含制度变量的负二项式模型,并采用26个国家的数据,对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所考虑的8个制度安排变量中,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强,并且是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说明一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并不是越高就越有利于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越过一定限度后,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阻碍技术创新,而在未达到该限度之前,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将刺激更多的技术创新；随后按对技术创新产出影响力度大小排序的其他制度安排分别是市场经济化程度、法律规范程度、私有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自由程度；影响较弱的制度因素是外资政策、关税政策。接着文章还进一步考察了制度安排对于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采用全球29个国家1981-2006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经济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自由程度和私有产权保护等对R&D投入也有相似的影响。其次,文章对制度安排对于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技术溢出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技术知识信息来源,它对一国的技术进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国际技术溢出主要有国际贸易、FDI两个物化型技术溢出和非物化型技术溢出三种形式。为探讨制度安排对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影响,本文基于Coe和Helpman的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模型,推导了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国际技术溢出模型,采用全球60个国家1981-2006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就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市场化经济等五类制度对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然后采取相似的研究方法,采用33个国家1980-2005年每跨五年的数据,对制度安排对于FDI技术溢出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上述两种情形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制度安排对于东道国的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发现,相对于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而言,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能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接下来文章就制度安排对非物化型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考察,采用以国际专利跨国申请作为非物化型技术溢出的替代,并以36个国家1975-2005年每间隔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就专利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贸易便利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对专利跨国申请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上述制度因素的改善将有利于一国吸引更多国际专利申请的流入,也就是说,一国制度安排的改善将提高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