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疫情频发凸显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我国产业“规锁”在低端,为了打破他们的企图,中国企业应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带动产业发展。当前中国处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实质要求将经济增长源泉从要素数量扩张转向效率增长和核心能力提升。工业经济时代,理论研究和经营实践倾向于将效率和竞争力差异归因为要素质量差异。但是在创新经济时代,微观企业组织运行的系统性复杂性使得单纯的生产要素（及其简单组合）对于企业绩效和竞争力差异不再具有根本决定性。企业生产要素只有融入有机的组织系统,形成系统性的组织功能才能真正支撑其绩效和竞争力。本文对企业效率的理论进行归纳,发现当前理论对创新知识时代的企业效率差异缺乏解释力,从而提出了系统生产率的概念;基于智力资本、动态能力理论以及系统生产率的定义,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探讨结构资本、关系资本与动态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及其关系,并构建相应模型和假设;基于2016-2020年116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数据,运用2阶段乘数DEA测算企业的系统生产率,并用SPSS对其他变量设计进行效度检验。最终用Amos拟合结构方程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动态能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系统生产率。具体而言,动态能力的主要维度为市场感知力、组织学习能力和重构能力。三者均对企业系统生产率有正向作用;第二,结构资本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关系资本却反向影响动态能力。结构资本可以为动态能力的培养提供更好的平台,但对关系资本的过分关注反而会挤出动态能力的提升效果;第三,结构资本可以间接促进系统生产率,关系资本积累却间接降低企业系统生产率,二者的作用大小与动态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具体来说,结构资本中优良的企业文化、合理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可以显著提升系统生产率;过分维护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不会提升企业系统生产率。基于此结论,本文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建议:首先,企业要不断加强动态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只有市场感知力、组织学习能力、资源重构能力相互配合和协调,企业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危机和挑战。其次,知识经济时代,动态能力的发挥也需要借助结构资本这个平台,因此企业必须注重结构资本的创新变革与贮存。比如,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营造积极的企业文化、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更加规范的制度流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