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重庆市内交通以小轿、滑竿、人力车、木渡等交通工具为主。自1933年到1937年初,重庆的公共汽车事业初步发展,重庆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开始发生转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40年9月6日重庆正式成为战时陪都后,随着大批工矿企业、政府机关以及大中院校、文化单位的内迁,重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以及城市商业的逐步繁荣,这为重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重庆市政府和国民政府为发展公共交通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这些因素使抗战时期成为民国时期重庆市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黄金时期。抗战时期重庆公共交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工具数量的增加和城区道路的修建、改造以及轮渡码头等城市公共交通基础实施的完善。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特点主要有：因地制宜发展发展了公共汽车、轮渡、缆车等公共交通方式,初步构建了立体公共交通系统；修建了主城与迁建区之间以及迁建区与迁建区的公共汽车线路,开创公共交通发展新模式。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改变了重庆传统的公共交通格局,加速了重庆城市公共交通的近代化。其次,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为国民政府紧急疏散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保证,方便了迁建区与主城以及迁建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和各机关之间的联系,保证了抗战时期各机关信息的畅通,从而也配合了中国抗战。第三,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便利了市民生活,拓展了市民活动空间,这客观上推动了战时重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公共交通也存在诸多的不足,它并没有完全满足市民出行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影响战时重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抗战时期,由于国内物资短缺、油料(煤炭)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公共交通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公共交通企业自身管理规章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善,致使公共交通企业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管理人员贪污腐败,这使得公共交通企业的运营效率低下；抗战时期日本对重庆的无差别大轰炸,给公共交通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因素导致公共交通企业亏损严重,严重制约了战时重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