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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其原因有两方面:国际和国内原因,一是日本对中国国土的蚕食,激起了广大爱国者的民族主义浪潮。二是“不抵抗政策”的出炉,不仅没有疏导人们的抗日意愿,相反爱国之情受到了压制,加上国联处理东北问题的失公等等,无情的现实不停地煽动着民族主义的火焰。而作为民族主义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在推动其发展的过程中作用甚大。本文首先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及杂志三者关系做了分析,并就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学理的构建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两大问题着重进行了探讨,其次,重点考察了以胡愈之为主笔的《东方杂志》在1931年至1935年中所关注的三方面:对日本和国际情形的看法、对中日关系和局势的研判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唤醒。再次,论述了1931年至1935年这段时间里《东方杂志》与《独立评论》观点的差异。其实,以胡愈之为主笔的《东方杂志》对时局是悲观论者,而与此相反,以胡适为主编的《独立评论》是乐观论者,将他们两者进行比较可以展现此时的知识分子对待国难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救国的不同主张,从而理解民族主义的多面性。民族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深层意识形态,影响莫大,就20世纪30年代而言,它直接促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正是体现了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某种潜在的影响,而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