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作为考古的重要一环,在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文化发展过程这一任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城市考古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需要有植物遗存方面的材料加以充实。本文以2017年邾国故城遗址和东古城遗址发现的植物大遗存材料为基础,立足于城市的视角观察城市居民与植物的互动关系。2017年邾国故城遗址共发现7种农作物炭化种子,其种类包括粟、小麦、黍、大豆、绿豆、小豆、水稻等,其中以粟、黍、小麦和大豆的数量较多,小豆、绿豆、水稻数量较少。杂草包括禾本科、豆科、藜科、蓼科等9科12个种/属。东古城遗址共发现粟、小麦、黍、水稻、大豆、小豆六种农作物,其中以粟为最多,水稻最少。杂草包括禾本科、豆科、藜科、蓼科等8科15个种/属。通过对植物遗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2017年邾国故城遗址东周到汉代的农作物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城市中居民的食物组合相对稳定。粟占主要地位,小麦的数量百分比虽逐渐降低,但仍展示出扩大的趋势,其他农作物均处于从属地位。东古城遗址东周到汉代的农作物种类基本稳定,粟一直是主要食粮,小麦经历了战国时期的短暂收缩在汉代表现出了较大的反弹趋势,黍、大豆、小豆、水稻的利用已经远不及粟麦,而作为粮食的补充作物,很有可能与轮作、贸易等有关。最后通过植物对遗址功能区进行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东周时期邾国故城遗址更倾向于是官营冶铸区,我们发现了是与冶铸有关的遗迹,出土的植物遗存可能与匠人食物有关,到了汉代的官署区则表现出更低的植物和杂草密度,代表着官署对于该区域的严格管控。东古村北遗址东周时期作为不连续的墓地,也有着频繁的人类活动,我们发现可能作为马饲料的豆科植物,植物遗存分布的情况与邾国故城遗址大相径庭,代表着更加宽松的管控和更加频繁的人类活动。冶铸区之间的比较使我们发现冶炼可能使用燃料的不同。遗址间杂草特性比较使我们看到不同管理方式下城中心与城边缘之间的差别。最后,我们以遗址中的植物遗存为中心,反射农业的发展水平,并分析农业发展的动因,小麦的扩张,与农业生产工具和石磨的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植物遗存的发现给予当时城市发展更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