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81-1882年两年间，东亚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朝鲜官员金允植受命出任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朝鲜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来到中国天津，在天津机器制造局展开为期一年的军工制造技术学习活动，这期间金允植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谈如何与美国建立通商关系等事宜。这看似一个小小代表团的出使行为却折射出了当时中西历史风云变幻下的中朝处境，尤其是在西方船坚利炮大肆涌向中朝，西方列强大肆向外扩张的危机下，晚清王朝与朝鲜王朝相继做出的一些努力与改变。这些努力与变化在金允植出使天津期间的一些记录中可略窥一二，例如在他的《阴晴史》、《续阴晴史》、《天津谈草》、《往来日记》等著作中都有所记载。而作为朝鲜王朝领选使的金允植，其出使期间记录最多的是与当地的清朝洋务官员、文人才子的一系列对话与诗歌唱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出使日记完全是用汉语写作，其中又有大量的诗歌出现，这些诗歌既有言谈中偶尔引用的中国古代诗歌，也有一些金允植自己写作的诗歌，而最多的则是他与当地中国文人官员的一些诗歌唱和。从这一特殊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属汉文化圈的朝鲜王朝文人与清朝文人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对话与诗歌唱和，可以说其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而作为朝鲜文臣，又有相当儒学修养的汉文学家金允植，其中的诗歌唱和既是他与中国官员进行交流对话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外交手段，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认同的话语策略。　　本论文就主要从金允植与中国文人若干对话以及诗歌唱和的角度入手，希望能探究出一些隐藏在当时的清王朝与朝鲜王朝背后的文化现象。在这一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朝这两个封建王朝在即将灭亡时进行了怎样的对话，以此揽镜自鉴，通过“他者”认识“自我”，反观现今中朝的若干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