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而在跨进第三次浪潮文明,步入信息化时代的当下,人们可以说,信息就是力量。信息量的大小、信息的基础设施以及掌握和控制信息的能力和技术,成为了全新的权力来源。出现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中的必要性原则,就担任了平衡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信息带来收益的重要角色。但是因表述模糊,法院对信息处理行为是否违反必要性原则的认定缺乏明确的标准,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裁判逻辑:一是基于比例原则路径的三要件说,二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价值分析说。大多数法院适用的是三条件说。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将信息处理的目的、范围、手段作为判定是否违反必要性原则的三要件。在此种适用方式下,一方面,法院难以区分信息处理目的和范围,由此导致说理不清或采取回避态度;另一方面法院往往将取得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与处理手段必要划上等号,导致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泛化。由此,必要性原则沦为知情同意规则的陪衬,信息保护方式过于严格,严重影响了信息的流通与利用。出现如此困境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将个人信息视为个人人格表现和人格发展的工具,将其与人格发展密切联系,由此形成了个人控制理论,必要性原则的独立价值被忽视;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聚焦于信息处理目的,执着于在收集信息的目的和手段之间搭建联系,通过规制信息处理的过程达到控制信息处理结果的目的,形成了一种信息处理“过程”和“结果”混合规制的方式,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性减弱。而少部分法院适用的价值分析说,也存在对信息主体保护不到位的疏漏和适用过程过于粗糙的问题。那么,要想完善必要性原则的适用,首先需要从宏观层面转变个人信息保护观。从个人控制理论转变为社会控制理论,减小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范围,强化必要性原则的价值。同时,从信息处理“过程”和“结果”混合规制的方式转变为信息处理“过程”与“结果”分别规制,在提升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性的同时,也为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介入提供了空间。由此,形成了集比例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于一体的融合适用路径。在该条适用路径中,对信息处理过程采用比例原则控制,依托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信息处理过程要求实现手段最小化,包括对“信息主体的影响最小”和“不得误导、胁迫和欺诈”两个要件;过信息处理的结果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要求在具体的场景下实现信息主体利益、信息控制者（以平台为代表）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平衡。如此一来,必要性原则从单一化、扁平化且流于形式的指导原则转变为一个整体化、体系化的独立判断系统,实践性增强。从而达到兼顾个人信息的利用和保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