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对外的统一称谓，其组成的五十六个民族则是对内的分门别类。中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样貌，彼此之间看似零散却又关系紧密。即使是著名的民族学与社会学者费孝通先生，也直到1989年才得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结论。　　然而，“存在”(existence)的存在本身，使人得以想象“不存在”(nonexistence)的存在;如同“异常”(abnormality)并不仅只是一种标签，还是据以确立“正常”(normality)的合理性要件。“族群”是一个用以区隔“自己”与“他者”的划分性概念。此种划分方式具有对立性格，且必然具有对立性格。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进行外部想象、划出他我界线的同时，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之间，彼此进行想象与对比的同时，都有无法互相理解的可能。中国的状况与西方所能理解的、由单一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或自由迁入的移民建立的“多民族国家”都是相悖的，是无法理解的，也因此，中国在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中，成为西方眼中的异常与例外。　　伴随着科技发展与全球化，每当有心人士想放大某些特定“群体性事件”，并将之与民族议题挂钩，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体性事件”时，便容易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打击:对内伤害地方经济，对外破坏中国国家形象;发生在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与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可说是此类民族性群体事件的代表案例。中国拥有极为完善的民族法规与政策，以确保少数民族过上更好的生活。然两政府的美意在最大的两块自治区—新疆与西藏—却无法得到相对的响应，显然必须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　　本论文试图先为民族及民族议题定位,以厘清在汉语中的歧异性;同时籍由西方的社会学与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归纳“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过程;进而分析近年疆藏两次骚乱的性质及内外因素。最重要的是为中国民族问题寻找解答、为各民族找回面对彼此和谐共处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