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的出现,协商民主理论家围绕公民如何参与民主协商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协商方式。一种是论证,另一种则是叙事。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协商民主理论家主张,论证是公民参与民主协商的主要方式。在哈贝马斯等学者看来,民主协商的过程应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围绕公共议题理性协商的过程。参与民主协商的公民应是自由的,平等的,同时也是讲理的。讲理的公民应通过论证的方式为其主张提供理由,与其他协商参与者围绕公共议题进行对话、沟通和互动。哈贝马斯等协商民主理论家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学界对民主协商方式的认识,直到以艾利斯·玛丽恩·杨为代表的民主理论家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在杨等民主理论家看来,论证是重要而且必要的民主协商方式,但将民主协商方式限定为论证的做法,则会面临多项难题,包括影响民主协商的适用性、造成协商过程的内部排斥、不利于弱势群体参与协商、带来一种争胜式的协商过程以及降低民主协商的质量。杨等民主理论家的质疑和批评被多数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者所接受,并促进了一些学者由此开始探寻民主协商方式的其他可能。在这一背景下,叙事被部分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者引入协商民主的话语体系,成为论证之外民主协商方式的另一种可能。叙事真的可以如同部分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者构想的那样,成为论证之外民主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吗?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答案。有相当数量的协商民主理论家对叙事持赞赏、支持或同情的态度,也有部分协商民主理论家对叙事持拒绝、怀疑或观望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热烈进行中。本文试图参与这一场讨论,对将叙事作为民主协商方式的理论构想作一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考察分析的起点是对叙事内涵的把握,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内涵、面对面互动语境中的会话叙事内涵以及民主协商语境中叙事的特定内涵。从一般意义的叙事,到面对面互动语境中的会话叙事,再到民主协商语境中的叙事,这是一个逐步缩小视野的聚焦过程。对前两者的内涵解读分析,是为了帮助我们对民主协商语境中的叙事内涵做更准确的理解。具体而言,对一般意义上叙事内涵的解读围绕“叙事的含义”和“叙事的维度”两方面进行;对面对面互动语境中的会话叙事内涵的解读围绕“会话叙事的基本含义”和“会话叙事的主要类型”两方面进行;对民主协商语境中叙事特定内涵的解读围绕“基本含义”、“关键特征”、“根本原则”和“交往过程”四方面进行。在准确理解叙事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讨论的是将叙事作为民主协商方式,能够对民主协商起到的促进作用。整体而言,将叙事作为论证之外民主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在四个方面有助于促进民主协商过程、提升民主协商质量。具体而言,将叙事作为论证之外民主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可以促进民主协商包容性的实现,弥补论证造成的排斥性效果;参与民主协商的公民可以通过叙事的方式有效唤起他人对其言说的倾听;参与民主协商的公民可以通过叙事将来自不同社会位置的情境化知识汇集为客观的社会知识,进而做出明智的政治判断;当参与民主协商的公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深刻文化差异时,人们可以通过叙事表达差异、揭示差异的来源,调解由文化不可通约性造成的深刻分歧。将叙事作为民主协商方式,在促进民主协商过程、提升民主协商质量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具体而言,将叙事作为民主协商方式,有可能造成协商概念的概念延展,模糊协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叙事作为民主协商方式,还有可能因为虚假叙事的欺骗,使得策略行为进入民主协商过程,带来操纵的危险;将叙事作为民主协商方式,可能无法带来深思熟虑的判断。从这些方面上看,将叙事作为民主协商方式的做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困境。对作为民主协商方式之叙事的种种理论思考,仍然停留在思辨阶段。要想进一步检验我们的理论思考,需要经验研究的帮助。目前学界已出现一批学者对现实民主协商论坛中的叙事行为进行了经验研究。本文借助于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和结果,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本文就作为民主协商方式之叙事展开的理论讨论做出某种程度上的经验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