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拟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方法,考察20世纪40年代初期至日本投降期间,八路军敌工部通过设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来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主要过程和做法,将其与50年代初期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加以比较,把二者放在一条历史的延长线上展开对比分析,据此讨论中共建设之初与稍后阶段对日工作的经验及思路乃至对中共处理中日关系路径中的影响作用。论文首先概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情况,阐明我党俘虏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分析该学校在俘虏教育上所采用的多种教育方法。一方面注重学生生活关怀,进行感化教育;另一方面通过鼓励学员阅读马克思主义作品等方式,教育学员正确认识战争性质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性质,揭露日本法西斯对战争的虚假宣传,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反战意识。此外,还开展集体活动使学生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接受教育。最后,考察分析俘虏教育的成效,并从历史及文化的角度分析促成这种教育模式的原因,总结我党对日本俘虏教育取得成绩的经验。通过上述考察,笔者认为:1、延安工农学校改造日本俘虏,这是我党对敌工作的初次尝试,亦是处理对待日本俘虏乃至与日本人打交道,逐渐了解熟悉日本人的早期尝试。2、延安工农学校积累的经验,为各战区乃至当时的国民政府管理日本俘虏提供了必要,及时的参考。3、中国共产党该时期对日态度,反映出中国文化核心层面儒教的“仁”的精神,此后,葫芦岛遣返日本战犯、配合国际红十字会寻找、归还日本尸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伪满洲国战犯审判,中日L·G贸易、民间交流等事务中,均承袭了这种精神,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和解,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展现了一个大国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