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不仅改变了经济运行环境,而且引起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的深刻变革。这种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进程,对政府的管理、决策以及服务能力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西方国家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代表的政府创新活动,它们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一模式在后工业化时代成了低效率和反民主的同义语。那么,理性官僚制究竟是走到了尽头。还是依然具有生命力?对于和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改革路径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否应该抛弃这一模式直接进入所谓的“后官僚制”行政?本文在分析理性官僚制的内涵、外延、发展和完善过程以及针对官僚制所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特质的比较和关系的重新审视,得出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而是一种调适性的完善的结论。结合中国的国情,这样一个结论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政府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而言,无疑也是具有指导和现实意义的。可以说,对于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化不足状态下的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性官僚制仍具有其合理性的价值,在有选择性地吸纳新公共管理合理建议的基础上,按照理性官僚制的逻辑全面改造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使中国的行政管理最终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由人格化管理到非人格化管理、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根本性转变,才是中国行政改革最合乎国情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