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实际数据，本文试图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Investment，以下简称ODI）增长的条件，ODI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而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制度分析解释驱动ODI增长的内因。本文认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受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合理使用外汇储备的需求为ODI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近5年来中国ODI呈快速增长态势，这种增长趋势仍将持续。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催化了ODI的快速增长，国家意志、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动机、央企谋求做大的愿望、以及不够规范的公司治理和非市场化的资金配置机制，都支持着ODI实现跨越式增长，但也因此使ODI存在较大的经济风险。　　论文的第一部分对中国ODI的增长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使用问题为ODI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中国创造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从外汇收入的使用情况看，在中国持有的境外资产（包括ODI、金融资产投资、其他资产投资和官方储备资产）中，相对于所选取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储备资产（绝大部分是外汇储备）占比最高，ODI占比最低。截至200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额高达2.4万亿美元。从金融资产的投资情况看，近十年来，中国将1/3左右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而且，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是美元。在美元长期弱势乃至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期下，中国必须考虑如何合理使用当前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规避因货币贬值造成的汇率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自身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利影响。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投资境外金融资产本身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大，而中国ODI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其占外汇储备的比例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中国的ODI具备了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　　论文的第二部分从以下角度对中国ODI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要点如下:　　1.从ODI总量上看，中国ODI的规模虽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近些年来呈现了跨越式增长，2006年ODI流量较2005年近乎翻番，2008年较2007年近乎翻番。　　2.ODI行业分布上的明显特征是，采矿业增长迅猛，六年间增长7倍;制造业的增长波动较大，这与全球增长周期基本一致;批发和零售行业在2007年及之后年份出现大幅增长。　　3.从ODI的境内投资主体上看，截至2009年末的ODI存量上，少数的中央企业占主要份额;在ODI流量上，地方企业（包括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ODI增长相对较快，自2006年以来，在ODI总存量中的份额呈稳步增长的态势。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持，但可以推断民营企业ODI在存量和流量方面都处于明显较低的水平。　　4.境外并购是ODI的主要方式之一。2008年以来，中国境外并购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从行业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四类行业:资源行业、制造业、金融行业及互联网和通讯行业。资源行业的境外并购在2008年之后尤为活跃，出现了很多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由于投资额巨大，资源行业并购的主要玩家是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只有少量、金额较小的参与，而民营企业主导的并购项目凤毛麟角。制造业的境外并购体现了中国企业对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市场的渴求。并购的投资主体多为地方国有企业和在国内发展较为成熟的民营企业。这些并购项目还体现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　　在中国面临的巨额外汇储备使用问题的背景下，论文第三部分尝试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中国ODI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因，对ODI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潜在风险带来启示。分析思路如下:　　1.分析中央政府的效用和意志的实现机制。在支持ODI背后，政府的效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获得战略性的资源和技术，二是合理有效地使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中央国有企业以及对ODI实践的监管实现其意志。此部分特别对中央国有企业的特征进行了表述。　　2.分析地方政府效用及其意志的实现机制。地方政府通过ODI能够实现的效用一是促进当地GDP增长及就业，二是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及对ODI项目的资源支持来实现其意志。地方政府对ODI的资源支持方面，手段多元，包括资金、土地等资源及税收政策的支持，支持的范围不限于地方国企，也包括经过公关努力的央企和民营企业。然而地方政府在给予企业投资项目较大资金支持的同时，债务问题日益凸显。　　3.分析社会资金的配置机制。首先阐释了中国储蓄的特点，近5年来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企业存款的增长，与高额企业存款（即留存收益）形成对照的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分红率非常低。其次，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方面，四大国有银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些国有银行的大部分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在ODI增长条件明显向好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极有可能利用其融资方面的优势，加大境外投资力度;银行在考察具体项目时，对政治因素的考量往往多于对风险的严格评估。　　4.分析政府引导下企业的行为。首先分析国有企业的情况，经历了改革之后的国有企业着眼于做大做强，以ODI的方式进行产业投资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为国有企业做大、成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捷径。在ODI增长的有利条件下，国有企业凭借融资及其他各方面资源的优势，必然会大力展开以海外并购为主要方式的ODI。其次，分析民营企业的情况。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效用如同一般意义的企业。民营企业的ODI以制造业为主，一方面体现了企业自然增长的要求，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企业对技术的渴求，这类项目往往具蛇吞象的特点。对于后者所描述的境外并购项目，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有两种不同的实现路径。一是国际化起步早、成熟度较高的企业，利用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市场融资获得并购资金的支持;二是有一定基础的民营企业，通过同地方政府及中央企业联合，获得境外并购资金和资源的支持。　　最后，笔者在第四部分的结论中，提出了ODI风险管理的建议，包括:国资委应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管理为切入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应规范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