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楼梦》英译本的代表,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大卫·霍克思译本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然而在对这两种译本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更多选择对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水平优劣进行分析,忽视了译本背后不同文化背景对它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产生了不同的翻译思想,出版机制也随社会和时代而不尽相同。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因素的巨大差异相互作用,才使译本得以以如今的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笔者主要从文化视角出发,综合观察不同背景下与译本生成相关的几个方面,包括译者、出版机制和由此诞生的译本本身等,对杨、戴译本和霍译本的生成做出分析,重心是从译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进入译本研究,再从译本的生成效果反究不同因素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译本,品评译文之得失。首先,笔者从译者出发,从时代、思想、生活经历等方面对两种译本的译者进行分析,总结其翻译思想和翻译成果,考察他们对翻译《红楼梦》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杨宪益夫妇对古典文学虽有兴趣,但对《红楼梦》的翻译欲望却并不强,而霍克思不仅热爱中国文化,对翻译《红楼梦》也抱有很大热情。其次,笔者从出版机制出发,对两个译本所属的外文出版社和企鹅出版社进行分析,主要探究出版社的性质、制度、发展、运行理念等,并借此探寻它们为何选择《红楼梦》进行翻译出版,在译本的生成上又扮演了何种角色。总体而言,外文出版社促成了杨、戴译本的生成,但基于意识形态导致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而企鹅出版社则全力配合译者工作,在译本的生成中起到了全方位的积极作用。最后,笔者综合前两种因素的影响,对译本产生的最终效果和影响做出分析,从译本体例、包装、内容和接受度来综合考察译本的生成,这属于译本生成研究的内部因素,与前两个外因一起综合形成了最终的文本。从译本的各方面可以看出,前两个因素决定了杨、戴译本的生成受外力作用更大,而译者仅作为翻译的工具存在,这使该译本的政治气息较重,因此接受度一般。而霍译本受译者自身意愿影响更大,译者与出版社更注意从英语读者的需求出发,因此该译本接受度良好。可以说,正是外力与内力一起推动,才促使了两种《红楼梦》英译本的生成,不同文化背景导致了内外力所采取的方式和强弱不一,致使两种译本显现出不同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