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低下的矛盾日益明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成为影响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安全因素。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国民整体社会福利,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党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推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期间国家首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出台,初步构建覆盖全民、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及标准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十三五”时期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丰富和完善,将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作为首要任务,在原有成就基础上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加项、提标、扩面,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尽管党和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基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现实情况,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明显形势依旧严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仍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此时通过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来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和必经之路。关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研究不仅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构建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和借鉴。因此本文选取2006-2015年中国29个省(市、区)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为基础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传统的DEA模型测算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根据测算结果,目前全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且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效率偏低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较低所导致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率水平整体较高。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变化趋势来看,三种效率的变化类型各有不同。综合效率的演变主要呈现增长型、低值波动型、平缓型和下降型四种模式,技术效率呈现高值波动、低值波动、大起大落三种演变模式,而不同地区的规模效率主要表现为整体上升、整体下降和波动型。在效率测算基础上,本文运用变异系数分析得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空间分异格局较稳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效率呈现西、中、东由高到低的分布现状,西部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拥有领先优势,其综合效率最高;东部与中部地区相比较而言,其技术效率较高,但由于规模效率过低使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效率处于三个地区当中最低水平。为进一步探究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主要因素,本文对城镇化水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公平程度、人均GDP、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五个主要影响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出该五个影响因子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都有显著影响的结果。其中,城镇化建设加剧了公共服务资源供给重城市、轻农村现象,因此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产生负影响,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配越公平,反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同样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产生负影响。人均GDP、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根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测算结果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需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改进。宏观层面上,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出发,通过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调整和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结构等途径推动农村发展;强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为首要任务,将财政支出适度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同时加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以此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微观层面上,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短板出发,针对东部经济较发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效率低下的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区,要着重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农村地区要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模;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技术效率偏低的中部地区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管理水平和技术的提高,以此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效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