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公羊学是官学。公羊学随着汉王朝鼎盛而兴盛,公羊学也随着汉王朝的衰亡而衰微。汉末,社会陷在一片昏暗动荡中,学术也是一样的衰微破败。何休面对着的即是汉末腐败的学术与政治。何休的公羊学是对汉末衰微学术与腐败政治的一种理论整顿。何休的公羊学杂糅了两汉的学术与政治,是两汉公羊学的集大成。不过,何休并没有对公羊学作什么发展,其理论的架构与内容承继自先师胡毋生与董仲舒。何休只不过是对公羊学又作了一番发挥。何休要整顿公羊。《春秋》是一部以道德为内容,以历史为形式的政治书。“据乱世”、“因鲁史”、“为后圣”构成了《春秋》写作的三个维度。而在“乱世”、“鲁史”、“后圣”之中分布何休的“条例”。“条例”是何休整顿公羊学的工具。现在知道,何休的“条例”中有“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辅”、“二类”,可能还有“七缺”、“五精”。“条例”是对政治内容的总结,而在这种总结中有对政治的分析,也有对政治的设计。何休的“条例”存在矫枉拨乱、补敝起废、存亡继绝等特定的目的。何休要整顿政治。东汉的历史中存在一种特别的政治现象:人君天寿,幼主即位;太后临朝,外戚当政;皇帝夺权,宦官得势。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轮番擅权执政造成了权力的失序,而权力的失序又造成了社会的失序。求得社会的秩序一定要求得权力秩序。公羊学为政治提供了一整套的论证或者说设计。藉“尊尊”、“亲亲”与“贤贤”的原则分配权力,由权力建构制度,经制度形成秩序,这一系列的原则、制度以及秩序,儒家称为“礼”。“礼”是统治者所必须遵循而不得逾越违背的。无论是在公羊学的分析中,还是在公羊学的设计中,所有的一切都指向统治者,围绕统治者。统治者是秩序的关键,因为权力握在统治者手里。秩序要由权力建构,秩序也要由权力维系。在公羊学的构想中,两汉一系列问题要统治者解决。然而问题却也是由两汉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造成的。统治者能用权力建构秩序,统治者也能用权力破坏它。公羊学为统治者的权力作了论证,但公羊学所论证的权力公羊学却无法控制。公羊学面对权力时的无力不仅是现实的失败,也是理论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