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天理与时势”为题。所谓“天理”，指冯友兰思想中“理”等超越性观念；“时势”，指冯所面对的时代状况。冯友兰毕生的思想努力，即是在坚持“天理”的同时，试图顺应“时势”，并期望“时势”能合于“天理”。为此，他不仅构建“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同时也努力提出应对现代中国的现实危机的思想方案，思考迅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也正因为这种努力，使得他的思想存在着高度的内部紧张。在具体社会问题方面，冯友兰往往服从于“时势”，但在理想上，他始终努力坚持对他所理解的中国的原理的信念。本文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天理的瓦解”试图从一个具体的视角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对冯友兰造成的思想冲击。冯友兰对转变中的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问题，有相当的关心。通过继承宋明理学中“天理”的思想来为社会提供价值意识，是“新理学”形成的动机之一。冯友兰指出，社会不论怎样变化，仍然有一些道德必须为人们所遵守，否则任何人类组织都无法存在。对此，张荫麟指出，这一理论不能解决各个人类组织间，特别是国家间的道德问题。张的论点给冯友兰造成了很大困难，冯友兰虽一时力图反驳，但在《新理学》和《新事论》中实际上部分承认甚至发展了张荫麟的看法。在学理的争论的备后，是日本帝国主义无视国际法继续侵略行径，乃至悍然退出国联的现实。第二章“顺应时势”旨在说明冯友兰《新事论》中社会政治思想与时代状况的关系。通过对时代思潮的了解和对英国、苏联的观察，冯友兰相信传统资本主义体制逐渐没落，而新兴的社会主义体制大有希望。这一进程，乃是现代社会中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看法反过来加强了冯友兰对于传统道德的现代适用性的信念，因为当代工业化国家的现实已经表明，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传统道德仍旧不可或缺。第三章“天理的回归”首先在第一章的问题的基础上，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之后，冯友兰对战后秩序的设想。冯虽然承认当前国家间的关系无道德可言，但仍希望国际关系趋于合理，并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自命为东亚的指导者，指出应当期待中国恢复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这表明了冯友兰对中国思想的精神适合于一个更合理、平等的世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