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的选题背景　　 “入世”后，一场关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道路的论战在理论界和汽车工业界迅速展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安全研究的前沿问题。论战一方认为“入世”后中国汽车工业产量产值的迅速增加表明它的安全状况达到了历史最好时期，自主品牌并不是它安全与否的标志。论战另一方则认为不是产量产值而是自主开发能力、自主品牌才是中国汽车工业安全与否的主要标志；我国“入世”后一大部分汽车企业变为合资企业的状况，表明中国汽车工业有沦为外国跨国公司附庸的危险。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随之陷入危机。由于我国汽车工业严重依赖它们的投资、技术和品牌，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这些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中国汽车工业安全问题具有了更加紧迫的研究必要性，因此我在导师的指导下，把它作为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地得出研究结论。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充分占有国内外相关文献，全面汲取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前沿成果的精华的基础上，经过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写成60万字的初稿；又几经修改和提炼，最后定稿为七章、22万字，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着重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是基本概念界定和主要理论观点。该章对汽车工业和汽车工业安全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归纳了国内外有关汽车工业安全的主要理论观点。　　 第三章是汽车工业资本结构的安全问题。中国汽车工业资本结构安全主要指汽车工业的股权不受外资控制、效益不被外资独占。从这一定义出发，本章从股权、增加值、利润、资产负债率、纳税、全员劳动生产率、总资产贡献率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汽车工业的资本和效益结构中存在着的安全问题，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汽车工业资本结构安全的分指标体系进行了测度。　　 第四章是中国汽车工业产品结构的安全问题。中国汽车工业产品结构安全主要指汽车工业的市场、技术、品牌不受外资控制。从这一定义出发，本章从乘用车、商用车、发动机三个方面，分别研究了它们的市场结构、技术结构、品牌结构存在着的安全问题，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汽车工业产品结构安全的分指标体系进行了测度。　　 第五章是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结构的安全问题。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结构安全主要指国内汽车市场不受外国汽车的冲击，实现进出口数量和金额的平衡。从这一定义出发，本章从乘用车、商用车、发动机三个方面，分别研究了它们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存在着的安全问题，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汽车工业进出口结构安全的分指标体系进行了测度。　　 第六章是中国汽车工业安全的综合测度。本章在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测算了中国汽车工业资本结构安全、产品结构安全、进出口结构安全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它的综合安全水平进行测度。测度结果表明，1998-2007年我国汽车工业一直在轻微不安全区间运行，一度逼近不安全状态。“入世”前我国汽车工业安全状况逐渐好转，由1999年的53.55分降到2001年的52.72分；但“入世”后的2003年又上升到55.21分，2005年升至58.32分；2006、2007年有所好转，但仍然达到了57.86分和57.33分，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第七章是实现中国汽车工业安全的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汽车工业强国和先进国家实现汽车工业安全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作为汽车工业新兴国家的中国，作为幼稚产业的中国汽车工业消除安全隐患、实现健康发展来说，具有很好的意义。因此，该章在比较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印度保障汽车工业资本结构、产品结构、进出口结构安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了它们对我国的启示，进而从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实现中国汽车工业安全的对策。　　 三、论文的理论意义　　 第一，论文对中国汽车工业安全与否的系统研究，有助于弥补目前相关定性研究缺乏系统性的不足，深化学术界对我国汽车工业安全问题的定性分析。　　 第二，论文对中国汽车工业安全与否的分指标体系和总指标体系的评价，有助于改变目前相关定量分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全面、结论不够准确的不足，深化学术界对我国汽车工业安全问题的定量分析。　　 第三，论文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保障中国汽车工业安全的建议，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我国汽车工业安全问题的对策分析，为我国汽车工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理论支持。　　 四、论文的实践意义　　 第一，论文对中国汽车工业安全问题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可以为落实国家2009年初出台的《汽车和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细则》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可以为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指导我国汽车工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对策建议。　　 第二，论文对中国汽车工业安全问题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可以为一汽、二汽、上汽等大型汽车企业和奇瑞、吉利、长安、哈飞等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提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决策参考。　　 第三，论文对汽车工业安全状态的分析，可以为汽车工业的国民经济动员提供决策参考。国民经济动员是保障国家安全物质需求的基本手段，是在非常时期稳定经济秩序的必要措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威慑力量；是连接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桥梁和纽带，是对军队后勤保障的经济资源支持。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动员的主要对象，是军队进行战斗、实现后勤保障的重要装备和经济资源。从美国“冷战”后发动的四次高技术局部战争看，美国汽车工业在美军动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1年美军发动海湾战争前，就针对沙漠作战的特点，动员德克萨斯州的Steward& Stevenson载货车制造企业进行军车改装；战争中美军又动员商用车企业在两周内紧急生产20辆载重70吨的特大型卡车，来解决坦克运输问题。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军就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等企业重新审定其军车生产能力；位于威斯康辛州的Oshkoshs载货车厂等接到了联邦政府提出的审核生产能力、准备列入动员计划的要求。这些动员在美军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动员全国汽车企业紧急转产，并征调和租用卡车900多辆，为美军长期打伊拉克战争奠定了运输能力基础。1999年美军打科索沃战争时没有进行地面战争，但北约轰炸的主要目标包括了南斯拉夫汽车制造厂，这再次说明汽车工业对国防的重要意义。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大力发展乘用车工业，导致作为装备制造业组成部分的商用车工业技术更新缓慢，长期下去势必影响我国国防及国防动员的安全，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五、论文的研究方法　　 论文除了运用经济安全研究方向和国民经济学专业的研究方法外，还借鉴了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内的统计学、数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的研究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方法　　 中国汽车工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论文主要借鉴了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两个方法：(1)是个性即不同的国家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性质。因此，研究中国汽车工业安全必须从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并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这个特殊国情出发。因为按照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汽车工业属于竞争性行业，而对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它却属于需要国家加以适当保护的准战略产业。(2)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源性风险多于外源性；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多于内源性。因此，“入世”后特别是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汽车工业安全的外源性风险要大于内源性。　　 第二，主成分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汽车工业安全评价体系的各指标进行了分析：首先构建指标体系，确定指标警限，然后根据各指标的取值标准对各个不同量纲的指标进行归一化；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指标权重及主成分方程；进而建立测度各分指标体系和总指标体系的模型；最后计算出我国汽车工业资本结构、产品结构、进出口结构的安全度，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我国汽车工业的综合安全度。　　 第三，计量分析方法　　 运用计量模型可以获得对研究对象属性准确的判断。本文运用挤入挤出模型来判断外资对国内资本的冲击程度，运用索洛剩余模型估算汽车工业内外资技术贡献率，运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分析外资汽车产品出口对内资的影响效应，从而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外资对我国汽车工业安全的影响。　　 第四，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无法精确定量分析的复杂经济事例并揭示其实质。本文运用汽车合资企业中中方控制权的丢失、外方对核心技术的控制、汽车自主品牌缺失等案例，揭示了中国汽车工业安全问题的本质。　　 第五，比较研究方法　　 有比较才有鉴别。本文先比较分析了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印度等国发展汽车工业的经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汽车工业安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六、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已有的对我国汽车工业安全研究的论著一般把重点放在国内因素上，这与学术界关于我国产业不安全的原因主要来自外部威胁的普遍看法不相合。本文则通过我国汽车工业资本结构、产品结构、进出口结构的内外资对比来设计指标体系，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入世”后特别是过渡期结束后外资大量进入所引起的我国汽车工业不安全。　　 第二，本文先以乘用车和商用车为基础分别构建资本结构、产品结构、进出口结构安全的分指标体系，分别确定它们的警情，然后在三个分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整个汽车工业安全的综合评价体系，再进行总体测度，这是其他研究我国汽车工业安全的成果所没有的。　　 第三，在我国汽车工业安全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上，本文选取的18个指标中有一些是我自己设计的，从而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全面、结论更加准确。　　 七、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本文只是对中国汽车工业安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从广义而言，中国汽车工业安全的内涵宽泛，存在的问题还包括相关产业的制约、政府管理体制中尚待改革的负面作用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尚未一一涉及。　　 第二，本文在建立中国汽车工业安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时，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一些数据无法获取或者可获得数据不统一，因此没有将这方面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这是作者未来需要通过后续研究来补充和完善的。　　 第三，对于军工汽车企业，限于资料保密和缺乏公开的数据，本文主要涉及了它的民用汽车部分，而较少涉及它和民用汽车企业的军用汽车部分。这虽然是客观条件所限，但也是本文研究的不够全面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