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站在崭新起点的同时，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如何实现“国富”向“民富”的重大转变。实现“民富”的基本手段之一即是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要向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做到“藏富于民”。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现实状况是供给不足与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突出，公共产品供给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论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时，都离不开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宏观背景，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也不例外。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制约，其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增加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提高其农业生产力、促进欠发地区农村稳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我们对欠发地区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效应并没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聚焦欠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效应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短缺问题的基础性工作，对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改善农村社会福利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公共产品及其他相关理论、公共产品供给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有效且丰富的研究方法，从欠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评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福利效应和空间效应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各省份公共产品供给；采用聚类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划分公共产品供给不同类型的区域，呈现欠发达地区供给的分布特征。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采用熵值法对影响农村公共供给的六大因素进行实证测算，在此基础上用随机森林对各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福利效应：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不同的社会福利分位点上的效应差异，即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水平下的社会福利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空间效应：一个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除了对本地区的农村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外，还会在空间层面对其他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反映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各地区间相互作用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1999-2009年间，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断增长，特别是以2005年为关键点，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明显提高。但是，欠发地区仍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欠发达地区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在基础保障因子、发展保障因子和文明保障因子三个方面有不同的特点。（2）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受到资源丰裕度、人口状况、社会发展进程、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最重要的因素、其次分别是社会发展进程、人口状况、政府财政政策和资源丰裕度，市场开放程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力最弱。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其优势因素各不相同。（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福利显著正相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越多则社会福利水平越高。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下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征：基础保障因子和发展保障因子在福利水平较低和较高的位置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较大，而文明发展因子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上升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从基础保障因子、发展保障因子和文明保障因子对社会福利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贡献大小的排序依次为：发展保障因子、基础保障因子和文明保障因子。（4）空间因素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差异、集聚的形成原因之一。从欠发达地区空间集聚状况来看，“马太效应”显著，存在着“H-H”集聚后强者更强、“L-L”集聚后弱者更弱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聚导致欠发达地区内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欠发达各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效应，一个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同时通过空间自回归和空间误差的方式影响邻近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