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伴随着日益提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凸显了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接连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一次次拷问着政府监管的漏洞。多数情况下我国并不缺少相关的规制标准,却在政府的规制执行环节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时而严厉时而松弛；相应地,企业也时而遵从时而违反相关规则,很多情况下甚至出现普遍的不遵从现象。企业的规制遵从问题让我们以新的角度来思考环境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探究了规制遵从与污染排放以及公众参与、规制执行与规制遵从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企业、消费者以及规制者三方的效用函数,运用数理模型对公众参与和企业遵从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众参与和政府规制执行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所发展的观点是,在政府的规制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参与可以提高遵从水平,并且当规制执行与公众参与的策略性交互水平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公众参与能够促进政府的规制执行；当两者的交互水平小于这一临界值时,公众参与水平随规制执行的松弛而提高,这将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接着运用Statall.0软件,利用中国1998—2009年30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一思想。具体而言,有利于直接加强执行的措施比基于增加环保投资额的措施能更有效地降低排放水平；在控制了意外事件发生次数的情况下,地区遵从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污染排放水平；遵从成本的增加与地区遵从水平呈负相关；规模以上企业的数量与地区遵从水平正相关；规制执行和公众参与水平与地区遵从水平正相关。本文的内容安排为：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以及研究遵从行为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关注规制遵从的动因以及规制执行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所以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围绕政府政策是否有效、企业对相关规制标准的遵从以及搭便车问题、市场竞争对企业遵从行为的影响展开；第三部分构建了包含企业、消费者和规制机构的数理模型,探究了消费者的参与以及政府规制执行对遵从水平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可供检验的假说；第四部分介绍了需要估计的污染排放模型和遵从水平模型,对相应变量进行说明,随后介绍了进行计量检验的数据来源,并列出了描述性统计以及各数据指标的相关性检验结果；第五部分为实证估计结果以及稳健性检验,在遵从方程的估计中,各地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的指标前面系数符号表明企业之间存在搭便车问题,这也可能意味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企业需要提高遵从水平来增加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同。简单的计量检验可能会产生测量误差以及遗漏变量偏误,并忽视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第五部分也对所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表明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具体说来：地区遵从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污染排放,而意外事件的发生次数对污染排放有正向影响,尽管有时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消费者的环保参与和政府的规制执行都能显著提高地区的遵从水平,而公众参与和规制执行的交互项系数符号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公众参与水平的提高尽管可以强化规制执行对遵从水平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有限,还不足以使政府必然提高规制执行水平,也可以说规制执行水平的降低需要以公众环保参与水平的提高作为补偿,如此却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最后是本文的结论。研究政府规制效果的文献十分丰富,而规制效果的衡量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安全或环境绩效的直接衡量；二是企业对政府规制的遵从水平。传统的观点强调直接的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指标而忽略了企业的规制遵从水平。企业的规制遵从行为近来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毕竟作为对政府规制政策的应对行为,企业的遵从决策才真正决定着规制目标能否达成。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公众参与在促进规制遵从中的作用予以模型化,并通过缕清环境污染与规制遵从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污染排放方程和规制遵从模型进行检验。受数据限制,本文对遵从问题的分析还只是基于地区层面,尽管遵从水平、产权结构等指标能反映各地的一般性特征,不过仍需要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角度对遵从决策进行更深入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