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地方政府规模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政府和各种媒体普遍关注的问题。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之后持续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不断扩张。目前，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9.2％，远远超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15.6％的上限标准。然而，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与近年来政府社会性支出规模的扩大，继续维持庞大的地方政府规模使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都面临巨大压力。因此，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确定地方政府的适当规模或最优规模，对于有效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困境，保持各项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改革方案的设计，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科层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要素与组成部分，更是各种体制下的政府的基本组织形式。按照尼斯坎宁的理论，科层组织的核心特征是“官僚机构预算最大化”(Niskanen，1975)。作为由标准的科层组织构成的政府，必然具有不断扩张规模的内在倾向性，因此，控制政府规模的扩张，是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然而，为了能够理性地控制政府规模，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政府的最优规模，以及判断政府规模是否处于最优状态的实证性理论和标准。源于此，有关政府规模的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与现有国内研究文献有几点不同。一是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系统性评述，特别是首次介绍了Armey效应、Vedder和Gallaway(1998)、Scully(1995，1996)以及AlyandStrazicich(2000)的工作；二是运用2004年经济普查后各省经过调整的新的分省数据，样本长度延伸至2005年；三是将地方政府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分析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发展效应并估计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的平均最优规模。四是运用不同方法对异方差性和同时决定性或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从而使经验估计结果更稳健和可信。 本文在Barro的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框架下，运用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规模的面板数据，实证性地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区间以及分区域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区间。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但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规模过大；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区间分别为(7.0％±2.1％)和(4.1％±1％)；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区间分别为(11.3％±1.9％)、(11.04％±1.8％)和(7.5％±2.0％)。 本文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总结了研究背景、意义及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回顾与评述了相关研究文献； 第三部分通过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政府最优规模的涵义与条件，并获得了经验估计方程和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第四部分对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规模进行了实证性检验与分析； 第五部分总结了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