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是一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理解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是理解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之一。本文的主体实证部分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如下几个：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其区域性特征如何表现出来?环境规制政策是否弱化了污染型产业比较优势?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如何影响的?在转型时期,命令控制型工具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是否更为有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论文通过系统的微观与宏观分析,使用我国行业及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对存在的可能假说进行了检验。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是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尽管影响环境污染生产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与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环境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产业结构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低环境成本是中国产品在世界高竞争力的原因之一,由于最初的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淡漠,高耗能与高污染的产业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日益加重了环境污染。污染型产业的结构问题还体现在区域位置不够合理,一些产业甚至坐落在人员密集居住区,甚至是坐落在饮用水的源头以及生态脆弱区,这些结构的不合理无疑加重了污染,降低了环境承载力。由于不同产业所产生的污染存在的异质性,因此通过环境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政策制定者常常通过使用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上,环境政策应该而且更能调节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促地区产业结构健康的升级。因此,将产业结构调整纳入到环境政策的制定所考虑的因素,是中国在扭转环境困境的同时,仍能保持稳定发展的可行路径。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基于国际的角度、区域的角度与升级的角度进行考察。(1)环境规制的产业国际分工效应。通过环境规制内化了产业的污染成本,这一过程会对行业的成本的增加产生异质性影响,不同的行业比较优势受到的影响不同,相应地影响其国际分工。如果简单地以污染型行业与清洁型产业来划分,实际上会弱化污染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降低了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提升了技术进步的比较优势。环境政策将推动重塑产业结构,推动产品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之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结构的演进,使得市场供给者之间、需求者之间以及供需之间各要素之间内在联系发生改变,提升市场绩效和调整企业组织形态,深刻推动产业和产业组织演进。(2)环境规制的产业空间效应。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大,产业的发展存在梯度转移现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现阶段自然容量空间仍然较大,在地方政府竞争情况下,就有可能选择高能耗、高污染,而高税收的行业,这就会对区域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另外,服务业开放限制背景下的制造业转移也将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由于中国服务业开放限制,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随着环境规制带来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国外对华投资增速降低,尤其在环境成本敏感的行业影响更为明显,已有的在华投资也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相对自然承载力较大的区域。(3)环境规制的产业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或者说环境政策趋严,最初会对企业生产产生短期成本即“成本效应”,但长期来看企业技术创新会对企业带来“补偿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往往能通过改变生产工艺、制造技术及投入新的产品等诸多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份额,促进社会分工发展,引致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的不同生产链条之间流动,最终改变产业的结构。另外,环境规制对需求侧的影响也将对对产业结构产生升级作用。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政策特别是绿色消费政策,势必将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对产业结构的变迁产生影响。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是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通过更为主动的政策,尤其是良好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突破这一发展瓶颈的可行发展路径。尽管市场化和法治化是环境保护的方向,可是由于前期积累问题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中国制度的不健全性,需要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是必然的选择。本文通过系统文献梳理和对中国环境制度的历史考察,对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利用现有数据对产业的地区替代、不同行业之间比较优势的转换及区域产业的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具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全文的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区域产业迁移引致的产业结构效应。较多考虑发展阶段和环境承载力的差别化环境政策必将造成环境敏感性行业的地区替代。差别的环境政策突出了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行业向西迁徙,实现污染产业空间替代。第二,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的国际分工并弱化了污染型产业比较优势。由于高污染行业一般对应着高的税收,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为了短期内进行所谓“跨越”发展,就会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无疑增强了污染型行业的比较优势。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来看环境规制政策对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促进了清洁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但是对污染型行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促进作用不如对相对清洁型行业影响大,实际上是相应消弱了污染型行业的比较优势。第三,环境规制能够较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现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东部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一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由于存在污染产业的迁移,使得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的升级显示不明显,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第四,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仍然是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主要手段。西方许多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中排污费、环境税等更多市场化手段有益于地区治理污染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是这一观点有其适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因为市场化环境政策必须是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框架内,而在转型国家皆因为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和立法仍然受过往制度的较大影响,企业和政府规制层面上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一定阶段内控制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或许是控制污染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更为有效的选择。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对环境政策影响产业结构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环境政策是宏观的,但政策影响的主体是微观企业,通过改变企业的行为达到规制目的,而企业微观行为的调整最终反映到产业结构的变动。(2)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环境政策将推动重塑产业结构,推动产品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之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结构的演进,使得市场供给者之间、需求者之间以及供需之间各要素之间内在联系发生改变,提升市场绩效和调整企业组织形态,深刻推动产业和产业组织演进。通过借助国际投入产出表,针对行业的垂直专业度影响而进行了实证研究。(3)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更好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环境政策的区域差异将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产生影响,使得一些企业向环境政策宽松的地区迁徙,这些行为将反映到区域产业结构的变迁。有别于更多的描述性研究,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分离出其他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而显示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4)尝试构建新的政府控制型规制代理变量应用于实证研究。在环境规制变量中,由于环保部每年都会考核省域以及八大央企的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指标,并对应相应的处罚措施,非常能反映命令控制型工具的属性,所以本文选择单位COD产出强度作为一个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指标有较强的说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