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裁量权是检察机关或者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依法享有的行为选择权。检察裁量权不是一种独立的具体权能,是一种派生权。检察裁量权主要体现为诉讼中的权力,尽管权力主体在斟酌选择过程中需要一定的主观活动,但诉讼裁量与诉讼认识有着本质区别,如诉讼认识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案件事实,诉讼裁量的目的则是为了决定如何处理案件或如何推进诉讼程序。因此,诉讼主体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活动,是诉讼认识活动,不是诉讼裁量。检察裁量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检察官客观义务理念增加了人们对检察机关追求司法公正、关注法律正确实施的信任,为检察机关获得和正确行使裁量权提供了观念支持。公共利益原则是对检察机关行使裁量权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检察裁量权的现实合理性。现代诉讼对效益的追求,内在地迫使人们接受和扩大检察机关的裁量权。检察裁量权与刑事政策关系密切:检察裁量权的配置和运用体现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检察裁量权设定和行使的现实基础。构建和谐社会使得作为重要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的价值更加凸现,也使得扩大检察裁量权成为诉讼改革的一个普遍呼声。国外检察机关的职权突出地体现为刑事公诉权,且检察机关普遍享有较大的起诉裁量权。联合国有关文件也鼓励各国扩大检察机关的诉讼裁量权。英国学者朱丽叶。方达认为,扩大检察机关的裁量权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则:有效地管理日益膨胀的司法体系,或者使犯罪者和(或)被害人恢复到产生破坏或者侮辱效果的涉案犯罪行为以前的状态,或者通过刑事司法机构对犯罪问题的处理更加普遍地重建被大量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准则和社会传统。这些核心的理念基础分别可以称之为操作效率模式、恢复模式和社会公信模式。这些模式可以合理解释扩大检察裁量权普遍面临的合宪性、负责制度、法网扩张和公共利益问题。我国立法没有规定刑事立案裁量权,但实践中一些地方检察机关降低某些犯罪立案标准的作法,实际上不正当地行使了一定的裁量权。刑罚的确定性原理不允许立案裁量,立案阶段也不存在裁量的事实基础,因此,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否定或不欢迎立案裁量。我国立法应当坚持现在的原则立场,但仍需微观完善调整。我国立法关于逮捕的个别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检察机关有限的逮捕裁量权。我国未决羁押率过高的现实不符合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和现代诉讼潮流。严格逮捕条件的同时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逮捕裁量权,应当是控制逮捕适用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完善立法,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逮捕裁量权。我国立法对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限定过窄,不符合现代诉讼的发展规律和诉讼经济原则。传统上,检察机关基于种种考虑一直对起诉裁量权的行使非常审慎,进一步窒息了起诉裁量制度的生命力。近年来,检察机关基于刑事政策的调整,在扩大适用起诉裁量范围上进行了种种尝试,但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立法障碍,难以“正名”,有的无疾而终,有的难以奏效。因此,必须更新理念,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包括增加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刑事和解案件不起诉制度;建立适合中国司法制度基本理念的辩诉协商制度,即在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前提下,以强化检察机关的程序选择权和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作为辩诉协商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但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决定抗诉中的适当的裁量权。抗诉条件的笼统加上抗诉裁量的缺失,使立法显得机械生硬,实践中既难以执行,又使检察机关面对“有错为何不抗”的责难尴尬难言。因此,应当吸收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合理内容,借鉴国外检察官上诉权限制并裁量行使的立法例,结合中国实际,在立法上科学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