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精神的高扬使公共利益的实现进入了公众和学者的视野。公共利益代表社会群体共享的社会福祉,是社会群体生存跟发展所必需的社会价值,它以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非营利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利益概念。确保社会和谐与稳定必须努力实现公共利益,而实现公共利益的前提是合理通畅的公共利益表达。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发展使得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得到了空前突出,经济增长优先使得公共利益的表达常被忽视,长期的GDP政绩增长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公众的公共需求和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开始关注共享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利益问题。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国高度集权体制的“放权型”改革,国家从某些领域中退出,给予社会自主的生长空间,市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成为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环境特征,大政府强国家的公共利益配置方式得到了调整,国家不再是公共利益表达和维护的唯一主体,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使得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努力与国家平等对话,以期传达民意,与国家或政府共同表达和治理公共利益,故笔者在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利益的表达时着重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本文首先通过对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表达、社会转型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框架进行理论梳理,从而为本文确定研究框架,并在第二章对公共利益性质定义及公共利益表达相关因子进行分析梳理,笔者认为“公共的”利益涉及大范围内多数人的利益或是全体公民利益,是为满足公共需求,它不仅仅是利益,更主要的是道德层面上的善,是道德和利益的集合体,通过对本文主要概念的界定,从而奠定全文研究基础。由于公共利益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其关涉全体公民的重要性需要我们加以重视。本文第三部分,笔者分析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最主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来分析公共利益表达现状,认为主要有四种表达机制：精英主导、市场配置、志愿性、传媒整合等,是官方表达路径与民间表达路径的结合。并分析当前公共利益表达存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受阻,“权力寻租”导致社会资本的合谋；社会组织流失公信力,大众传媒表达声音有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由于公共利益自身不确定性,公共利益表达主体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公共利益表达载体供给不足,公共利益表达客体的“为民做主”,公共利益表达渠道的不健全,缺乏公共利益表达长效机制等是制约现有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继续完善发展的原因。本文第四部分,结合制约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利益表达现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本章以转型时期国家放权型社会改革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为背景,分析当前构建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必要性。第五部分,是从案例分析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利益表达可行性,在第六部分,笔者最终提出,完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利益表达机制要努力改变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模式,促进市民社会的成熟,增强社会在公共利益表达方面的力度和范围。国家方面则要理性放权,完善传统制度化公共利益表达渠道,并积极拓展新渠道,将新形势下非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改良成合法合理的渠道,同时促进“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互动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平台,需要积极发挥新闻专业主义媒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