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六朝时期由于战乱、政治等原因,加之玄、佛思想的盛行,至使隐逸之风大盛,形成了一次隐逸高潮。由于隐士与政治的天然联系,以及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优势,本文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政治与学术文化方面。隐士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仕”与“不仕”的态度上,道统作为士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始终存在着矛盾。士人作为“道”的承担者,与政统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但在这种矛盾与变化之中,政统始终占据一定的优势与主动,特别是在大一统以后,政统对道统的压制更为明显。至汉末、魏晋,双方的矛盾趋于激化,士人受到残酷迫害,道统遭到沉重打击,已很难再与政统正面抗衡。此时的隐逸之盛即与此有关。隐士对道统的承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自尊不为政统所屈,从而维护道统的独立;二是正身行己,德化一方,从而使道统得以保存发展。东晋以后,随着时局的演变,统治者与隐士的关系逐渐有所改善,双方的态度也有所调整,隐士的政治对抗意味已不甚明显了。此时隐士态度的转化和隐逸方式的多元化,仍是“士志与道”传统的继续,它一方面使承“道”之士更易于存身,另一方面也利于隐士的守志。隐逸作为士人的精神后院,其存道之功不可忽视。六朝是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学术文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时期的隐士不囿于“学统”的观念束缚,继承发展了儒家“学之为己”的传统,体现了其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加之魏晋以来士人精神的解放、个性的发展,以及思想的相对自由与多元化,六朝隐士在学术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学术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些成就也展示了隐士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对后世影响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