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城乡关系正在经历着急剧的调整与变迁,原本彼此隔绝的“城乡”分割局面不断地遭受逐渐加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冲击而日益松动、瓦解。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与乡村间的自由流动,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区逐渐扩展延伸,形成了明显的城市化效应。城市化效应对农村社会的结构、文化、教育、个体心理等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正在日益远离我们。在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中,原本相对独立于城市教育模式的农村教育模式,正在出现与城市教育同质化的趋势,同时农村教育在转型的过程中也浮现出诸多与城市化效应相关的现实问题。　　 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的最主要践行者,对我国农村教育的维持与发展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现实中,人们对农村教师存在着多样化的认知,其中某些认知间还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缘于农村教师作为整体性的职业人群在这个急剧变迁、分化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自身的进一步分化并形成了许多彼此间相异的亚职业人群。因此,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农村教师进行具体的研究就更加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也更加符合中观理论构建的需要。本研究选取的个案皖中L县,它是中国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县,其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在中国中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农村教师是“体制内的弱者”,这个职业人群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实现了整体上的“体制内”化。当下,伴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村教育的办学集中化趋势,农村学校单位成为农村教师们的常态化生存场域。农村学校单位一方面给予农村教师各方面的体制庇护,另一方面也会对农村教师产生控制与规训。在日常生活中,农村教师也有着自己的生存伦理,当自己的生存伦理受到侵害时,农村教师就会采取或“前台”的公开反抗或“后台”的日常反抗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价值与自由。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的重大事件,它是国家权力推动下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课程改革在农村教育实践层面的真实际遇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农村教师的态度和反应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在对L县进行的实地观察中,发现当地农村教师大多对课程改革持反对态度并伴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些主观的反对态度和消极的相对剥夺感导致在新课程改革中农村教师日常反抗行为的大量存在。在具体的教育现实中,由于农村教师的“体制内”弱者地位,他们一般不会公开的反对由国家权威支持的新课程改革,而是会采取多种策略实现其反抗行为的隐蔽化和日常化,这样既保护了农村教师的自身利益、教学自由、价值与文化,也消解了课程改革的政策执行力和影响力。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农村教师的日常反抗行为具有正向与负向两种属性的功能,区分农村教师日常反抗是否具有正向功能主要视该日常反抗行为是否产生于农村教师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