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冷战期间(1950—1991)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为研究对象，探讨两国在“冷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段内怎样言说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及这种言说背后隐藏的话语机制。这里，“冷战”主要为一种广义的时代背景及影响研究者解读的重要因素，但研究中又时时警惕过于夸大其作用而导致遮蔽其它因素，因为研究者的言说还受特定民族文化传统、个体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制约。研究国家选择美英，既由于它们是冷战资本主义阵营一方的代表国，也因为其研究构成了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主体。
　　本文将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分为三个时段:1950—1960年代，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初;具体研究则围绕“谁在看”、“看什么”、“怎么看”、“为什么这样看”的问题展开，既努力在共时层面上揭示出美英学界如何言说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根本问题，同时还历时性地勾勒出其言说发展的清晰过程。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分阶段探讨冷战期间美英两国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论者的身份问题。两国言说者主要由西方本土研究者与华裔研究者两部分力量组成。他们的言说，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相同而呈现某些相似特征;同时也由于族裔身份、成长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显出了多样性的特点。而不同历史阶段西方本土与华裔研究者所形成的不同身份认同模式，促使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呈现出了阶段性变化的特征。
　　第二章以冷战期间美英两国那些收录了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重要选本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阶段哪些“十七年文学”作品进入了美英研究者的视野、这些选本的特点、及支配选者编选的价值理念。以选本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选本也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选家的“选”与“不选”本身即是对作品的读解与价值判断。1950—1960年代，美英学界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及这些选本中的“十七年文学”作品数量均不多，但它们却体现了不同的倾向:部分编选者受“冷战思维”制约，所选作品多为与新中国文学规范不符的“异端”作品;一些西方本土研究者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与好奇;但也有学者更关注作品的审美特性。1970年代，两国与“十七年文学”相关的选本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且其中所选作品多为“十七年文学”中更为“正统”的作品。选者对“十七年文学”的整体评价有所提高;也还有部分学者对“十七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关系更感兴趣，以此出发选择作品。1980—1990年代初，两国收录了“十七年文学”的选本数目虽不多，但“十七年文学”在其中所占比重较之前两时期却有所增长。尽管多数学者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选择、言说作品，但其立场更为客观，促进了“十七年文学”在海外的传播。
　　第三章考察了冷战期间美英研究者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翻译问题，研究不同时期两国翻译活动的发展趋势、整体特征，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翻译也是一种阐释，是译者基于自身对原作的理解，将其从源语言转化为目的语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译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时代特征。
　　1950—1960年代的翻译有意渲染、夸大了原作的政治批判性，未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情感;1970年代的翻译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译者大多能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情感意蕴，部分西方本土译者表现出了对原文谚语、历史典故的喜好，注重传达原文的“异国情调”;1980—1990年代初的译者人数大幅增加，由于译者间翻译意图、审美倾向，特别是学识的差异，这一时期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呈现出驳杂状态。
　　最后一章研究了冷战期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批评文章与论著。它们主要集中于“十七年”间的文学思潮与批判运动、毛泽东文艺、现代重要作家转型，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几层面。本章分别介绍不同阶段美英研究者对这些层面的言说，分析其各个阶段的基本立场、言说重点、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时期言说发生变化的原因，并总结其一般趋势，以期更完整、清晰地揭示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