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致使城镇扩张需要提供大量建设用地空间作为支撑,这必然导致建设用地空间对农用地空间和生态用地空间的挤占。而另一方面,国家为确保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生产需要保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致使土地利用在建设、生态、生产空间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当一定区域的土地利用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粮食安全不能协调发展时,易造成土地利用结构比重失衡,相应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改变,导致区域景观格局变化,土地利用主体及利益相关者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竞争与博弈导致了土地利用之间的空间冲突。本文选取丘陵山区重庆市江津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研究理论与手段,基于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地形位指数、景观指数等研究方法对“三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进行特征分析,再结合景观生态安全理论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构建土地利用冲突测度指数,定量分析“三生”空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运用过程指数归纳总结影响土地利用冲突因素,提出调控优化策略。通过研究,以期实现区域“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缓解土地资源压力和人地矛盾,构建生态、生产、生活和谐的人地关系,为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研究获得主要以下研究内容:(1)研究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在数量结构上有明显区别,并且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地形梯度分布特征。具体从结构数量来看,农业生产用地较靠近绝对平均线,其次是生态用地,而生活用地远离绝对平均线。农业生产用地与生态用地的基尼系数较小,变化不大,分别提高0.05与0.01,而生活用地的基尼系数较大且提高了0.17。从空间分布来看,“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类型在全区分布上具有显著地形梯度特征,农业生产用地在各分类地区中面积比重都是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低海拔与坡度小于15°地区,分布随着地形位等级的提高而下降;生活用地随海拔与坡度的提高分布逐渐减少,主要分布在低地形位区域;生态用地在高海拔、高坡度以及高地形位区域地分布较多。研究区在不同高程、坡度与坡向下的景观格局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越加趋于破碎化,斑块形状趋于复杂,连通度下降,离散程度增强,但景观类型有所提高。(2)土地利用冲突是导致研究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结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直接驱动因素。2009-2016年土地利用冲突水平呈现逐年加剧趋势,稳定可控与一般冲突面积共计减少170.29km~2,农业生产用地与生活用地向生态用地区域转移,中度冲突区域成为农业生产用地与生活用地扩张的重要地带,重度冲突区域面积在近几年增长尤为明显。受快速城镇化进程影响,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占用农业生产用地成为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就业与生活的主要途径,农业生产用地冲突总面积减少68.62km~2,城市人口扩张与转移致使城市住房面积增加,城乡建设用地与交通水利用地面积不断增加,生活用地冲突总面积增加50.13km~2,江津区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较大,但近几年大力发展四面山风景旅游,交通设施的布局对生态用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景观切割,生态用地冲突有所上升,冲突总面积增加18.49km~2。(3)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总体呈现可控状态,但各冲突等级在数量结构、空间特征差异性明显。从冲突水平空间变化来看,冲突水平处于可控范围内,稳定可控与一般冲突占全部冲突等级的64%以上,冲突等级数量呈现出稳定可控>一般冲突>中度冲突>重度冲突的规律,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等级呈递增趋势,由2009年的31.58%增至2016年的36.35%,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呈现出“一江一河三区”集中连片空间分布规律。土地利用冲突全局Moran’I指数检验结果高度显著,土地利用冲突水平总体上趋于空间集聚。土地利用冲突水平的“冷热点”区域总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局部发生变化。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具有显著空间分布垂直地带特征,低海拔地区冲突集中在中度冲突与重度冲突等级上,中海拔地区冲突主要为一般冲突与中度冲突,高海拔地区冲突集中为稳定可控等级。(4)自然地理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是导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地貌为主导实施研究区土地利用功能区划分,有利于协调或缓减“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冲突。江津区土地利用受地形因素尤其是海拔影响明显,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是造成土地利用冲突加剧的重要原因,当地政府的方针政策对土地利用冲突也有较为明显影响。为实现“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缓解土地利用冲突,进行土地利用冲突分区划分,将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划分为三个一级土地利用冲突区与八个二级土地利用冲突区,对每个冲突区提出相应的调控策略并提出优化对策。